明朝灭亡悲剧中的诸多官僚小丑

  十七世纪上叶,华夏历史上最后一个汉家正朔朝代风雨凋零,只待最后一声丧钟的敲响。
  可引为讽刺的是,那时的中国却拥有着世界上最为完备高大的道德体系、最为健全饱满的文官机制、最为“先进”的人才晋级储备制度(科举),最为庞大的官僚队伍和最为先进的沿袭唐代府兵制的军事体制。
  当李自成的大军已经占领太原即将经由宣大兵临北京时,崇祯皇帝质问兵部尚书张缙彦何以不知军情不派遣侦察骑兵?
  这位国防部长回答说:骑侦需工食,臣部钱无一缗,无从侦骑。
  21天之后,崇祯在煤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此前半月,崇祯在召对群臣询问国计时,对着一群哑然无语的高级官僚说出了他最后一句名言:
  “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
  他的醒悟太晚了。
  明末的中国官场,拥有着足以彪炳史册的超级亡国之臣,很多的史学家都爱从崇祯的性格悲剧来诠释悲剧的起源,也有很多的人把崇祯磔杀袁崇涣当作整个时代的败由,但是我们都遗忘了:在孔孟程朱的光辉思想指引下,崇祯只是一群无耻、无能、无良的小丑们的供奉和牺牲;当然,连带着一起完蛋的,还有我们整个民族整个文明的一缕曙光。
  崇祯的死,是猛抽在虚妄虚伪地叫嚣道德道学礼义仁孝从来都在高喊民生至重的所有官僚脸上一记耳光。
  从董仲舒开始的礼教天下仁德鼎鼐在崇祯死去的那一天全面崩溃,三百余年后的今天我们可能正在明白,所有冠冕堂皇虚妄虚伪的东西,在小丑的体系里究竟是什么东西是手中什么样的工具。
  一、熊文灿
  贵州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崇祯初年曾招降赫赫有名的郑成功的老爸海盗郑芝龙(降清,康熙年间被杀)。
  崇祯末年任兵部右侍郎、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他的志向是在闽粤岭南当个太平官,为此和朝中权要来往密切贿赂不断,博了个能干懂军事又清廉的好名声。
  这一天来了个宫里的太监,据说是替皇上去广西采办珍珠的,熊总督怎能放过这样的好机会,随即重礼侍侯全力逢迎,宴饮十日后,偶然席间提及中原战局辽东危机,太监慨叹国无能臣,使主上忧甚。
  熊立即拍胸脯表态,扬声大骂廷臣误国,若蒙圣意让我去,怎能让战局糜烂至此!!
  却不想太监惊喜地站起身来表明态度:采买是假,替皇上查探您的态度和才能是真,以这些天对您的观察,您有雄才大略,平中原荡草寇,非您不可啊。
  熊文灿哑巴吃黄连。
  崇祯对于他本来将信将疑,这次试探的汇报却是非常满意,加上杨嗣昌的大力推介,很快就任命他以兵部尚书职衔兼任五省军务总理。
  后悔不迭的熊文灿先是上书大谈“五难四不可”,遭拒,不得已在广东招募火器兵二千作为护卫,成行前毫无主意的他又去和尚那里问卦,僧言:“招抚为上。”于是算是有了点主心骨。
  刚刚接手军机,就被悍将左良玉逼得解散了护卫,于是向崇祯叫苦,希望给自己多调边兵,得到五千人后犹恐不足,又向皇帝上书说:我途经湖南湖北,看见稻谷富饶,这太招贼,皇上应该下令把农间的财物谷物都搬到城里,流寇看见没东西可抢,自然也就不战而退了。
  奏章递上去,顿时成为当时的政治笑话。
  杨嗣昌多年经营之后,剿灭农民军总算有了起色,名将左良玉在南阳击败张献忠,熊文灿立即实施招抚,连监军太监都看出张献忠不可抚,杨嗣昌更是坚决主剿,但是张献忠看出了庸才熊文灿是多么地希望兵不血刃建立奇功,派人送长尺余的碧玉两块和寸余珍珠两颗,哀书乞降,熊文灿不假思索地利马答应,并承诺立即发放10万人6个月饷银,(前后耗银二百万两)对于部下将领要求趁着受降诛杀张献忠的建议嗤之以鼻。
  结果是张献忠不散一兵一卒,还占据了官方指定的驻扎休养地。
  崇祯十一年九月,满清越长城奔袭山东,导致卢象生战死,孙传庭下狱,洪承畴调往辽东,这样调动的前提,是崇祯认为在安内的问题上张献忠等已经不再是威胁了(李自成已败于洪、孙)。
  于是这一年的冬天,就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双雄会”,李自成到谷城拜会张献忠,获增兵马甲仗,元气开始恢复。
  崇祯十二年初,张献忠修养完毕,于各处张贴告示,向当地人民宣告说:熊文灿“责赂金珠累万万”,“叛为所迫!”甚至将熊等官吏的受贿明细也张榜公布……官员们为什么要招抚为主终于真相大白!
  熊文灿无地自容的同时却还恶人先告状,上书皇帝推卸责任,同时阻挠左良玉出兵,待到崇祯圣旨责令他免职“立功自赎”之后又不顾军情,逼迫左良玉仓皇出动,结果中了张献忠埋伏,精锐全丧。
  在张献忠带领和影响之下,以前被招抚的各路农民军全面反叛,明朝的内乱自此再不可收拾,熊文灿的推荐人,恩师杨嗣昌也因张献忠袭破襄阳诛杀藩王而忧急病死。
  熊文灿虽然被逮京下狱,但是他的愚蠢和无能直接导致国内战局的再度糜烂,正是经由他手,明王朝的两大敌手:张献忠和李自成得以休养生息恢复元气东山再起,而前期十年鏖战,成果毁在旦夕。 
  为什么要说亡国臣不批亡国君?
  读到过很多痛斥明朝君王昏暴的文字,但是排除后朝诬谤的成分,明朝自永乐以后,诸多君主皇帝都深深陷于和文官集团的角力争斗之中难于解脱,崇祯就曾说过:朕与士大夫共营天下,(曾当廷引首辅周延儒入师座,尊称先生。相同的事情还见于万历与张居正)这个庞大无比构造复杂而精力旺盛的官僚集团对于帝权的制约在史学研究中往往避而不谈,但是事实上,内阁制度在明朝的稳固执政权是各朝各代难以比拟的,崇祯虽然是个权力欲旺盛的皇爷,执掌权柄十七年,却走马灯似地换了50位首辅,不能终信的性格缺陷是一方面,而始终难于调和与文官集团关系缓和找寻不着可以完全支持君权的辅相和代言人也是重要原因。
  在最后的日子里,因阁臣坚持而不得不放弃南迁计划(对后世影响巨大,后文详述)的崇祯帝曾对首辅陈演半愤恨半无奈地说:
  “朕不要做,先生偏要做,朕要做,先生偏不要做。”
  这大概是通常史论中刚愎猜忌乾纲独断的明朝帝王少为人知的另一面吧。
  批明末的这群官僚,(何谓小丑?除了熊文灿,后面还要举例讲到)就是想阐明自己的观点:国家社稷,其责,其义,绝非皇帝一人可以担当得了的,一直以来,都喜好把民族历史中溃烂的一面归咎于各式各样的皇帝,请问,这是不是反映了我们骨子里的某些烙印某些东西呢?民族强盛,我们归于明君大帝,国家衰败,我们归于暴君无能,那么,这个民族的前进与否先进与否是不是就仅仅取决于那四百多个形形色色的个人!?
  我们在历史中可以看到,作为那个社会的实际统治阶层,明末士大夫在国家覆亡的过程中扮演着极度重要的不光彩角色,以至于一名边吏在最后的日子里上书崇祯,厉言:辅臣不足恃,国事不可诿!
  我们接着来看在那样的年代里,程朱孔孟教养出来的士大夫大官僚们是如何演出自己的闹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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