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路仓皇-金朝覆亡真相(3)


  歧路仓皇
  卫绍王被杀,徒单镒向胡沙虎建议,立 为皇帝,理由是此人为章宗之兄、完颜永恭长子,众望所属,“元帅决策立之,万世之功也”。胡沙虎接受了这一建议。当时,完颜 尚在彰德府(今河南安阳),胡沙虎派人将其迎到中都。至宁元年(1213年)9月甲辰,即位于大安殿。胡沙虎虽然早已罪恶昭彰,但是宣宗念其有援立之功,仍把他当成靠山,以他为太师、尚书令兼都元帅,封为泽王,其子弟数人也都身居要职。胡沙虎弑君,宣宗从极端狭隘的自私立场出发,对此人不但不惩治,反而加以袒护,结果是鼓励了其他野心家铤而走险。
  宣宗即位不久,蒙古大军进逼京西重地紫荆关,距燕京只有200里。在此生死存亡之际,金军内部又发生了变乱。胡沙虎的部将术虎高琪因为战败惧罪被杀,先发制人率领 军包围胡沙虎的官邸,闯入卧室内将其杀死。然后退到应天门待罪。由于高琪手握重兵,宣宗不敢加罪于他,而是将那些当初跟随胡沙虎弑逆之人一起杀掉,从而结束了这场危机。胡沙虎本来罪不容诛,宣宗不能明其罪而诛之,于是又有术虎高琪的擅杀事件,这实际上是胡沙虎弑卫绍王事件的继续。对此,宣宗也无可奈何,只得糊里糊涂地赦免了高琪,这表明他已无力控制局面,只是由胡沙虎的傀儡又变成了术虎高琪的傀儡而已。
  蒙古军队自章宗末年大规模入境滋扰,到宣宗即位初期,金已丧失了黄河以北的大片土地。贞 二年(1214年)春,蒙古人已破中原90余郡,并直抵中都城下。宣宗惧怕蒙古,君臣上下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与蒙古讲和上,将领们也都畏缩不敢出战,借口是“恐坏和事”。
  然而,越是这样,蒙古越是不肯与之讲和。当时大臣张行信对宣宗说:“自从崇庆以来,皆是因为和议耽误了大事,如果我们时时肯和蒙古一战,能够挫败蒙古人的锋芒,那么即使和议也是能够长久的。”此时金朝的军官,再也不是当年英勇善战的猛安谋克了,张行信的期盼是完全脱离实际的。
  金宣宗畏敌如虎,竟又希望凭空出现奇迹,在蒙古军兵临城下时,他在东华门设“招贤所”,内外士庶言事能迎合其旨意者,即依次授官。于是,一些无知无识者,都竞相到这一机构胡言乱语。有一村民叫王守信,敢说大话,声称“诸葛亮为不知兵”。侍御史完颜寓竟然对这种狂言信以为真,以为此人真是古今未有的军事家,赶忙推荐给朝廷。于是这个招摇撞骗的小人竟被委以军都统的重任,他招募一些市井无赖充当士兵,教阅进、退、跳、掷之村术,无非儿戏。其阵法曰“古今相对”,并将这四个字大书于旗上。又做黄布袍、缁巾各36件、牛头响环64枚,声称用这些“法物”即可吓跑敌人。谎言终究变不成事实,他们出城之后,并不敢与蒙古人对阵,而是杀害一些无辜的樵采百姓以充“斩获”,并向朝廷邀功请赏。其实,王守信的“古今相对”阵法,实属荒诞不经。然而,金朝统治者却深信不疑,这表明金的统治已是穷途末路,他们无计可施时捞稻草般地把自己的命运交给王守信这样的地痞无赖之人。但是,骗术最终被揭穿,金宣宗不得不派遣宰相承晖向成吉思汗乞和,并献上卫绍王之女岐国公主及金帛、童男女500、马3000匹,双方暂时达成妥协。议和之后,成吉思汗由承晖护送,退出居庸关。
  虽然成吉思汗从中都郊外撤走,但山东、河北多数州县仍在蒙古军队的占领之下,河东许多州县经战争破坏,已残破不堪。此时的中都已经成为一座孤城,内乏粮饷,外无救援。
  金宣宗于是诏告天下,放弃中都,南迁汴京,以躲避蒙古大军的打击。宣宗南迁后让皇太子留守,并命右丞相兼都元帅承晖留守中都。6月间,在宣宗尚未到达南京之时,驻守中都以南的 军发生了哗变,投降蒙古。蒙古军再次南下,并在 军的配合下,对中都加紧围攻。
  金宣宗匆忙把太子守忠也接到了开封。是年5月,中都陷落。
  南迁之后,金朝君臣上下醉生梦死,只求苟安。每当蒙古大军压境之时,君臣惟有相对而泣,在大殿之上长吁短叹;而当蒙古军退兵之后,则又开始饮酒作乐。宰相们研讨时政,无非是做做样子,凡是遇到要害的问题,就宣布下次再议,每次均如法炮制。他们就是这样因循苟且,直至国家灭亡。宣宗也并不比他的大臣们更关心金王朝的命运和前途,关心的只是如何继续过他奢华的生活。他曾经让人偷偷给他做一件大红半身绣衣,并且告诫说,千万不要让敢于直言的监察御史陈规知道。当绣衣做成并给他送去时,他又问陈规是否知道此事,来人连忙解释说,凡是宫中大小事,他一概不敢向外传播,何况皇帝又亲自叮嘱过。宣宗听罢,算是松了一口气,说:“如要让陈规知道了,必然会因为奢华规谏我,我实在是害怕他的话啊。”已经到了危亡的关头,这位君主还在为一件绣衣煞费苦心,昏庸之极,可见一斑。
  兴定三年(1219年)12月,宣宗迁怒于术虎高琪,借故杀了他,以泄其忿。然而金朝已病入育盲,并没有回光返照的迹象,金王朝灭亡已是指日可待了。
  然而,就在此时,金王朝再一次出现了皇位危机。得宠的贵妃庞氏之子完颜守纯和后来被立为皇后的王氏之养子太子守绪争夺王位。元光二年(1223年)12月,宣宗病笔。他临终的前一天晚上,近臣都已经出宫了,只有一位年老的前朝资明夫人郑氏陪伴着这位行将就木的皇帝。宣宗知道郑氏可靠,便将后事托付给她,让她“速召皇太子主后事”,言罢气绝身亡。郑氏果然不负重托,沉着机智地应付了前来看望宣宗的庞贵妃,金哀宗完颜守绪才得以顺利继位。
  哀宗继位后,因成吉思汗尚未结束西北的战事,无暇顾此,金朝又得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金室在汴京支撑了九年,后因为蒙古军攻城益急,被迫出走归德(今河南商丘)。正大初年,哀宗一度有振作精神、励精图治的表现,但是很快就变得如同其父一样的消沉和腐败了,老百姓对金朝的统治已彻底丧失了信心。正大元年正月的一天,开封城内狂风大作,端门门楼上的瓦片都被风吹落了,当时有一男子身着麻衣对着承天门又哭又笑。有人问他为何如此疯疯癫癫,他回答说:“吾笑,笑将相无人。吾哭,哭金国将亡。”金王朝的末日即将来临了。
  正大四年(1227年)7月,成吉思汗病死于进军西夏都城的途中。当时西夏都城已被围困多时,城内粮尽援绝,不久西夏国王出降,蒙古灭夏的战争宣告胜利。这时,他们就有可能全力以赴展开灭金战争了。1229年,窝阔台即汗位。两年后,元军即发起了对金朝的总攻击。1232年初,蒙古军和金军在钧州三峰山展开了大决战,金军大败。曾经屡建战功的完颜和尚也被俘,成了刀下鬼,金军主力至此已经丧失殆尽。3月,蒙古大军攻克中京洛阳,并遣使至汴京敦促哀宗投降。哀宗以亲王为质向蒙古人乞和,遭到了拒绝。这时,汴京城内又发生了疫情。金哀宗除了出逃,已经别无他法了。12月初,哀宗逃出汴京,渡河准备取卫州(今河南卫辉)。攻之不克,又遇蒙古军自河南追来,金军惨败。最后,哀宗夜弃六军,渡河折回河南,带着身边的六七个人逃到归德。
  天兴二年(1233年)6月,哀宗从归德启程赴蔡州,途中正遇大雨滂沱,扈从人员徒步在泥泞中跋涉,没有粮食,只能采摘青枣充饥,一路上忍饥挨饿,备尝艰苦。次日抵达亳州。
  僧道父老在道旁迎候,只见皇帝仪卫不过是以青黄旗两面为前导,黄伞拥后,从者不过二三百,马不过50余匹。哀宗在亳州停留一日,次日进抵亳州南60里,在双沟寺避雨。哀宗举目四望,只见遍地荒凉,不复人迹,于是哀叹道“生灵尽矣。”当月底,哀宗抵达蔡州。当时由于宋、蒙联合攻金的谈判一时尚无结果,所以哀宗到达蔡州初期,情况比较平静。城内又有了商贩,人们以为皇帝到来,又可以过上太平日子了,他们把储存了多年的好酒都拿了出来,一下子喝了个净光。哀宗也忘记了是在逃难之中,刚在蔡州安顿下来,就大兴土木,修建“见山亭”,以为游憩之所。然而,外面的严酷现实,很快就使蔡州城里这些人“安享太平”的美梦破灭了。8月,宋、蒙双方达成了协议。不久,宋军和蒙军相配合,在唐州和息州等地发动进攻,彻底打破了哀宗联宋抗蒙的梦想。9月间,蔡州城内的粮荒已经异常严重了。12月,宋、蒙双方的军队对蔡州城展开猛烈的攻击。天兴三年(1234年)正月初十,哀宗眼看城破在即,便下诏传位给总帅完颜承麟,希望他能冲杀出去,再图恢复大金帝业。
  承麟当即宣告即位。此时,宋、蒙大军已经冲入城内,哀宗自缢身亡,承麟犹率部进行巷战,最后为乱兵所杀。金王朝在凄惨的境地中最终灭亡了。
  追寻金朝兴亡的发展轨迹,我们不难发现它经历了一条与辽朝兴亡大体相似的道路。他们之所以兴起之初可以与大宋政权分庭抗争,屡占上风,凭籍的是他们极具战争力的军政组织。辽有“斡鲁朵”和族军,金有“猛安谋克”,他们都实行兵民合一的制度,在励精图治的帝王指挥下可以所向披靡。然而,当他们功成名就、建立一个以汉族文化为主导、帝王专制的传统农耕政权之后,随着原来的政权组织形式的急剧变化,制度的缺陷便日渐凸显出来了。 这首先表现在其原来自身制度上的先天不足和不适应性。金朝的猛安谋克军的战斗力持续下降,即使统治者施以丰厚的兵饷也无法遏止。
  其次,在处理作为统治者阶层、即少数民族的女真族,与作为被统治者阶级、即主体民族的汉民族的关系问题上,没有能够找到一条合适的道路。金朝在控制了江淮及大散关以北的广阔的汉族传统聚居区之后,为统治中原,将百万以上的女真人徙置于黄河下游人口稠密地方,是以牺牲汉人利益的办法去救济女真人的。然而,此举既没有解决农耕经济形式下女真人日益贫困的问题,反而导致汉人刻骨的痛恨。他们不仅抢占汉族最富庶的耕地,为了增加日益增大的生活和军事开支,又不断加重汉族的赋役。女真人与汉人的矛盾恰如史籍所言:“盗贼满野,向之倚国威以重者,人视之以为血仇骨怨,必报而后已”。
  第三,河患也是促进金朝灭亡的重要原因。在金控制江淮以北之时,河患泛滥成灾,连年不断。更为不幸的是,黄河似乎也与女真人作对似的,自从金室南迁后,黄河竟然改道,不再北流,而是流向东南。河患的范围非常广泛。河患进一步加剧了统治阶层与汉民族的矛盾,各地反抗的怒火从未停息。
  金朝以马上得天下,在治理天下时,却遇到内外矛盾。金朝对外一直受到北宋、南宋、西夏、蒙古和高丽等政权的牵制,稍有闪失,就会被颠覆;在内,在安置女真族和处理汉族关系问题上,产生了新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这些矛盾始终存在,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而统治阶级内部血腥的权利斗争,又在腐蚀着政权的大厦,面对着强劲的蒙古旋风,它的灭亡似乎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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