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在“9.18”前夕(2)


  这场蔓延中国南方的大水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所有的报纸都已经被闹到疲倦,大水的新闻已经从主角沦为花边,只有《湖北水灾日刊》还在细心地报道当地水灾的一切:三天内,湖北省接到浙江、上海、湖南等地遣送回来的灾民1184人;荆沙地区灾情严重,“一片汪洋,灾区扩大;高原下湿,共叹沦胥”:叹的是湖北监利一号堤终于在长江大水的冲击下崩溃,“人畜室粮同时飘零”。世界红十字会组织在汉阳觅得义地一大块,为收埋浮弊之处,到9月16日,已经收埋了158具。“汉口街市水渐退,洋车数百又行活动于各主要市区,居民骤观陆地复现,皆甚珍奇,睡落中一大问题为腐烂,指货物与死尸,救济人员现正督促工人清除,平汉车一部已开通,通车一周内可复云。”
  远在江淮流域的洪水被一个人的奇思妙想和东北联系起来:9月10日,总司令部的宣传处长蒋坚忍,提议将江淮一带的灾民500万应急送东三省屯垦,据说“各方对此案现正郑重讨论中,原因为长江流域人口过挤,送往边疆自属于国家有利,且长江受灾农民,既已将田产一概损失,若由政府给资,运往边疆,更属计之得也”。
  虽然还有一个多月才到自己的生日,但9月16日这天,婉容收到了荣惠和敬懿两位太妃送的衣料、香皂、手绢、生发油、香水等“千秋贡品”。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手下的鹿钟麟赶出故宫时,身边还有光绪、同治留下的4位太妃,彼时送礼的两位都是同治之妻。按照规矩,长辈太妃给“皇后”的贡品要在生日前早早送出。
  1931年已废除帝制20年,但在遗老遗少们眼中,溥仪仍是高高在上、凛然不可侵犯的“清朝宣统皇帝”。文绣的一个哥哥在得知其妹要求与“皇帝”离婚后,曾在天津《商报》上发表公开信,称“我家受清帝厚恩二百余载”,且不说皇帝并无虐待之事,“即果然虐待,在汝应耐死忍受”。他痛心疾首地训斥文绣“糊涂、荒谬、大胆妄为、辱没祖宗,终不免为社会上人唾骂而死!”
  “静园”之外的军阀混战
  “说起文绣和我离婚这一段,我想起了我的家庭夫妇间的不正常的生活。”若干年后,被成功改造成共和国公民的溥仪极其诚恳地挖掘了自己的灵魂深处,他认为婚姻失败的原因在于“我的兴趣除了复辟,还是复辟”。天津的静园成了溥仪复辟梦想的策源地。
  1929年,溥仪就搬到了陆宗舆的这所房子,并将原名“乾园”改为“静园”。“我给它改了名字,是含有一层用意的”,溥仪回忆。
  1931年9月前两月,溥仪正在日本留学的二弟溥杰和妹夫润麒,被鹿儿岛驻军某联队吉冈安直大队长邀请做客。临告别时,对方曾说:“回到天津,请转告令兄,别看张学良在东北为所欲为,不久中国东北也许会发生什么事情。令兄是大有前途的,希望他多保重,等待时机到来。”之后,为了探听虚实,溥仪曾接连派出三批人员,一批在天津市内,一批派到日本国内,还有一批前往东北。9月16日前后,溥仪手下的一个重要人物——警卫处长佟济煦被派到奉天。“据我所知,上东北的有两人,一人专门了解关东军及日方其他部门的消息,另一人则以联络东北遗老为目标,此即佟济煦。”溥仪的随侍李国雄后来向王庆祥回忆。
  佟济煦在奉天面见袁金铠和熙洽等人以后,万分激动地返回天津,向溥仪报告说:“时机已至,切莫迟疑,东北乃我大清龙兴之地,数千万臣民正翘首以待,盼皇上幸临!”声泪俱下中,佟济煦还把在东北带来的一块土用手帕包着献给溥仪,“皇上得到这块土,预兆将得到整个满洲的领土!”溥仪后来还多次动情地向周围人描述这一场景,“我接过土来,用鼻子闻闻,实有一股祖居龙兴圣地的芳香……”
  当“九一八事变”的消息9月19日传到天津时,溥仪传下谕旨:“关外之变是否影响到我尚不可知,但不能不先有筹划。”“我从一听见事变的消息,每分钟都在想到东北去”,但身边忠诚的“老臣”郑孝胥倒是很老道地提醒他不必太急,他说,“日本人迟早会来请皇上”。
  很难说当时的军阀混战与溥仪的复辟有什么明确的直接联系,但是,混战的局面确实给了溥仪以新的机会。
  9月16日,阎锡山在通过各家报纸表明他的“心迹”。因为张学良东北军对蒋的支持,中原战局急转直下,反蒋联军土崩瓦解,阎锡山被蒋介石要求出国,他在《心迹》中却表明愿意“去西北办实业,不愿出国,俟父病愈,放能离晋。无其它企图,不可相逼太甚”。这天的《华北日报》报道显示:公开表明的心迹是阎手下大将徐永昌根据他的话草拟的通电稿,据说阎不日将自己亲自表明心迹。
  “张是最瞧不起文人的,他大概从年轻时候就觉得文人不能成事。”采访过张学良的台湾学者郭冠英说,但是,此时的张大约处于人生得意期,并没有制止报纸上连篇颂扬的表示。张学良进入关内,目的是进一步的发展,虽然带走的军队不多,还是给东北防务造成了空虚。
  张学良支持蒋介石,声讨阎锡山、冯玉祥的“巧”电,是1930年9月18日发出的,而日军恰恰在一年后的同一个“巧”日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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