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山孤魂-明朝覆亡真相(2)


  崇祯受命
  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名由检,又称思宗或庄烈帝。出生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是熹宗朱由校的异母兄弟,他的祖父是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由检的童年不是很幸福,先是因为万历帝不喜欢他的父亲,即后来的光宗朱常洛,迟迟不愿意立储、出阁教育。待其皇父即位后,又因为内廷权力争斗,即位仅仅一个月时间,便莫名其妙地一命呜乎。光宗的儿子、也就是他的哥哥、16岁的由校仓促即位,即天启皇帝。天启年间,以太监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控制了明朝中枢大部分的文臣武将。他们广结朋党,打击异己势力,迫害东林党人。为了广树淫威,他们强化特务机关,如锦衣卫和东厂等。举国上下,政治腐败、官员昏庸,贿赂公行,财政枯竭。各级官员不惜民力,以搜括为能事。加之这一时期天灾不断,农民起义的烽火已经燃遍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兵变接二连三,大明江山岌岌可危。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22日,朱由检的兄长熹宗朱由校因病死,因无子嗣可立,按兄终弟及的传位祖制,作为熹宗惟一幸存的弟弟,他幸运地成为明朝第16代皇帝。此时的大明王朝像许多享国日久的王朝一样,在腐败、贪污、贿赂公行以及流民起义的内忧和外部强大的压力下勉强支撑着。可以说,自始至终,巨大的压力没有片刻离开过他的肩头。
  不可否认,崇祯是一位意欲有所为的皇帝。即位之初的崇祯皇帝也曾以中兴为己任,力挽将倾之大厦。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首先剪除长期把持朝政、气焰嚣张的魏忠贤集团。最初,朱由检表面上对魏忠贤及客氏优遇有加、一如前朝。魏忠贤也在试探新君,九月初,他请求辞去东厂职务、回家养病。朱由检把他褒扬一番,“温旨慰留”。但对地方官员请求为魏忠贤建生祠的奏疏,却不置可否,既不责怪,也不批准。魏忠贤只好主动上疏辞建生祠,朱由检又把他表扬了一通,既保留了原来的生祠,但不再增建新的生祠,先把魏忠贤集团稳住。
  朱由检行动的第一步,是把先帝的奶娘、与魏忠贤沆瀣一气的客氏非常客气地“请”出皇宫,以剪除魏忠贤的权力后盾和政治帮手。接着,朱由检更换了内廷前朝的宦官,把自己作藩王时的亲信调入宫中,把内廷控制在自己手里。这一举措,向人们发出了魏忠贤即将失势的信号。原来依附于魏忠贤的一些官员开始倒戈。曾为魏忠贤卖命的御史杨维垣首先上疏弹劾魏忠贤的第一帮凶崔呈秀,措词虽不激烈,也没有涉及到魏忠贤,但却是明末破天荒的第一遭,不免引起朝野的瞩目,人们都在关注着年轻新君的态度。朱由检沉着应对,既不批评杨维垣,也不对崔呈秀过分指责,只是说“不得苛求”。这种态度显然是在鼓励官员们继续对其进行弹劾。三天以后,杨维垣再次上书弹劾,说崔呈秀“贪淫横肆”。崔呈秀一面上疏辩解,一面循例请求罢免。朱由检先是让他听候处置,过几天下令他回籍守制,以示惩罚。
  几天之后,朱由检再以“罪状明悉”为由,罢免了他的一切职务。
  看见崔呈秀失势,见风使舵的官员们便把矛头直接指向魏忠贤。抨击最为猛烈的是江苏海盐贡生钱嘉徵,他数列了魏忠贤的十大罪状:并帝、蔑后、弄兵、无君、无圣、克剥藩封、滥爵、 民、掩边功、通关节等。魏忠贤得知消息后找到朱由检,他痛哭流涕,连呼冤枉。
  朱由校让内侍官给他诵读钱嘉徵的奏章,魏忠贤听得魂飞魄散,请求辞职养病,以图保全自己的地位与财富。朱由检批准了他的请求,命他回家“调养身体”。此后,朱由检迅速调整宦官的职权,命令王体乾掌管东厂印、高时明掌管司礼监司,改调宁国公魏良卿为锦衣卫指挥使、安东侯魏良栋为指挥同知,控制了内廷局势。在一切准备妥当之后,朱由检发布告说,魏忠贤“逞私殖党,盗弄国柄,擅作威福,难以枚举”,将他贬谪到中都凤阳祖陵管事香火,客氏贬至浣衣局。天启七年11月6日,权倾朝野、不可一世的魏忠贤自缢在阜城的一家客店里。这一天,离熹宗去世不足三个月的时间。崇祯元年,朱由检下令磔忠贤尸于河间,斩崔呈秀于蓟州,又斩客氏尸。
  接着,朱由检对依附魏忠贤集团的文武官员进行了大清洗,有的处死,有的下狱,有的罢官,有的削籍,有的降职等。魏忠贤阉党集团被彻底铲除,一时朝野整肃。
  回天乏术
  在铲除魏忠贤阉党势力之后,崇祯帝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力图重振朝纲,整饬边防,实现明朝的中兴。崇祯旰衣宵食,非常勤政。然而,由于明帝国积重难返,很多问题并非他本人所能左右,想有所为并不意味着就能有所为。再加上他本人面对惊涛骇浪、内外交攻的窘境,急火攻心,犯了致命性错误,在治国的策略上出现了重大的决策失误,导致最终败亡。
  他试图严禁宦官干预朝政,却重蹈覆辙。天启7年11月,崇祯帝下令罢除了各边镇太监。次年正月,再次下令“内臣俱入直,非受命不许出禁门”,以防内臣与廷臣结党营私。
  然而,瞬息万变的时局,很快让朱由检改变了对宦官的态度。崇祯二年(1629年)11月,朱由检派乾清宫太监王应朝监军,12月派司礼监太监沈良佐等提督九门和皇城门、李凤翔提督京营。崇祯六年四月,派司礼监太监张其鉴、郝纯仁、高养性、韩汝贵、魏伯绶等监管粮仓。崇祯九年6月,命司礼监太监曹化淳参与司法监察,十二年,命司礼监太监崔琳参与两浙地区的盐课及各项赋役事务。到崇祯十四年八月,他甚至亲临太学,令司礼监太监王德化“率群臣习仪于太学”。宦官势力除在崇祯即位之初短暂的受挫外,在崇祯朝一直受到重用,全面参与明王朝的军政事务。宦官行使监察之权干预政事,在明代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激化了宦官与文官武将的矛盾,影响了各级官员行政的积极性。《明史》对此评价说:监军的宦官们侵占军饷,握有精兵,不是用来打仗,而是为自己作威作福。宦官贪生怕死,往往临阵逃脱,诸位大臣耻与为伍。
  他力图在官员队伍中树立正气、打击朋党,却事与愿违。崇祯二年,朱由检为一大批受到迫害的仁人志士平反昭雪,尤其是恢复东林党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把他们比喻为屈原、岳飞,鼓励他们以大无畏的气概与献身精神为朱明王朝效力。但是,随着宦官势力再度崛起,再加上明后期党争已经成为一种病备陋习,复杂的派系党争以新的面目呈现出来。崇祯一朝,官员结党营私,党同伐异,日甚一日。朱由检曾慨然长叹道:“诸臣但知党同逐异,便己肥家。”他一边破格用人,一边滥杀将帅。明代选辟取士,率重科举,逐渐形成了“非科举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定制。但朱由检认为,那些自幼饱读科举学业的进士纵有满腹经纶,往往与现实需要脱离太远。他不拘于考课升迁的定例,注重实际才干。亲自从地方官中考取录用官吏,破格选拔一批治行卓著的知县、推官进入翰林院。如崇祯二年,后金兵临城下,翰林庶吉士刘之纶上疏直言御敌之策,被任命为兵部侍郎。崇祯三年,仅仅职任教谕的宋一鹤,因率军有方,先是被提升为兵部员外郎,再升为天津兵备佥事,又以平贼有功,升右佥都御史,至巡抚湖广。崇祯九年后,他更是打破用人制度,但凡有高谈阔论或御敌之材者,皆有可能被提升重用。如陈新甲,万历时举人,崇祯中因战功升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出入边关,后被提升至兵部右侍郎、宣大总督,直至兵部尚书。为了网罗更多的人才,朱由检还准许宗室子弟应试授官,重申“保举”之制。在军事征战戍守中普遍使用“札委”之制,即允许高级官员因战事或组织管理军兵的需要,发放一些临时的任命状,代行管理之责,然后根据札委官的表现,以决定是否提拔重用。但是,在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同时,朱由检对文臣武将的要求又极为苛刻。他实行“错一事则罢一官,丢一城则杀一将”的做法。不管文臣武将地位多么显赫,不论是否曾经立过多大的赫赫战功,只要出现差错就立即处死。崇祯一朝,共诛杀总督7位、巡抚11人,包括三边总督郑崇俭、蓟辽总督袁崇焕、南畿总督熊文灿和畏罪自杀的杨嗣昌等。
  面对贪风炽盛的腐败现象,崇祯帝也曾痛下决心,整肃朝纲。崇祯元年7月,他要求六科给事中、十三道监察御史等监察官们切实负起责任,认真纠察官员的贪污腐败行为。实际上,他确实又拿不出惩治贪污的有效办法,百官仍然肆无忌惮地贪污纳贿。李自成进北京时,农民军实行追赃助饷的政策,动用严法酷刑,数以千万计的银两从皇亲国戚和贪官肥将的嘴里吐了出来,亦可见明末官员贪污数量之庞大。
  崇祯帝反对空谈,倡导经世济民之学。他对科学技术——特别是对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产生过浓厚的兴趣,认为西学可用以拯救时弊,强兵救国。因此,他不仅自己了解、学习,还鼓励大臣们学习传播。徐光启、王徵、方以智等都是学习西学的佼佼者。崇祯帝对西方天主教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曾吸收一些传教士为朝廷服务。这些举措,虽然未能挽救明朝的危亡,却也促进了明末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繁荣,算是办了一件好事。
  尽避作了不少努力,然而,由于大明帝国经过200多年的运行,政治腐败、经济衰微、军事羸弱,已积重难返。加上崇祯帝急火攻心,性格缺陷,能力不足,无力回天。在农民义军和满清贵族的双重打击下,大明王朝就像汪洋中的一条船,行驶在黑风恶浪的航道上,只能渐渐沉沦下去。
  铁骑入关
  长城,明人称之为“边墙”,主要是为防备蒙古族内侵而修筑的。但大明的皇帝几乎没有人会想到,屡次破墙入关,进入紫禁城、取代自己江山的虽然是少数民族,却不是重点防范的蒙古族,而是疏于防范的女真人,即稍后的满洲人。
  英宗正统初年,明政府撤消了在东北的直接管辖机构——奴尔干都司,除在辽东地区直接派驻汉军镇守外,东北其它地区主要委派本地少数民族首领代为管理。到万历年间,在努尔哈赤的率领下,建州女真部逐步发展强大起来。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建立大金政权,公开与明朝为敌,开始了统一东北、称雄天下的努力。次年,神宗抽调了大批精兵强将十余万,企图消灭后金军,却在萨尔浒一战大败而归。辽东战事日益凸显,成为朝野重点关注的问题。天启年间,努尔哈赤及其儿子皇太极基本上完成了对东北女真各部的控制,征服了朝鲜,迫使蒙古族各部归顺女真族。
  明朝对后金的来犯采取御守为主的策略。天启六年(1626年),镇守宁远的辽东巡抚袁崇焕以少胜多,击退了来势汹汹的后金军队,努尔哈赤身负重伤,不久即病死于沈阳。袁崇焕乘机加固城防,并在随后的战争中打退了皇太极的进攻,使一向颓废的明王朝精神为之一振。朱由检即位后,便把复兴辽东的希望寄托在袁崇焕的身上,提升他为兵部尚书、右都督史总督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执掌辽东的军事大权。崇祯帝问袁崇焕:“辽东军兵受到侵扰已经十年有余,不知爱卿有何退兵复辽良策?”袁崇焕说:“我受陛下隆恩,在您的鼎力支持下,五年之内,整个辽东全境定可收复!”朱由检大喜道:“只要你能收复辽东,无论是物质、还是名誉奖励,我都毫不吝惜。”给事中许誉卿听了袁崇焕的海口,心存疑惑,问他:“五年收复辽东,您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究竟是如何安排的?”袁崇焕竟然答道:“我看到皇帝对辽东战事如此心情急躁,我就姑且允诺五年复辽,其实就是为了安慰安慰他罢了。”许誉卿听后,大惊失色。袁崇焕的轻率与朱由检的急迫心理,给后来袁崇焕悲剧的发生埋下了祸根!
  春风得意的袁崇焕回到辽东,自然也不敢掉以轻心,凡经略事皆雷厉风行。他加强兵备、整饬边防。为统一军权,他设计诛杀了拥兵自重的平辽总兵官毛文龙。此举遭到许多大臣的非议,也使朱由检对他产生了猜疑和不满。后金方面,皇太极汲取了此前惨败的教训,在“议和”的幌子下,加紧兵力的调整和部署。于崇祯二年11月一举攻下遵化,威逼京师。袁崇焕进行了有效的人员调动和果断的布置,率师回防京师,解除了险情。皇太极深感不除袁崇焕,就无法将反明大业推向深入,遂决定设计把他除掉。皇太极在率军围困京师的时候,曾俘虏了两个太监,一个叫杨春,一个叫王成德。设下拙劣的反间计,再将他们放跑。两个太监逃回宫里,向朱由检报告说:“皇太极的军队之所以能成功入关直逼京师,是袁宗焕放纵所致,后来皇太极主动撤回关内,也是与袁崇焕密谋的欲擒故纵之计,而此前袁崇焕诛杀毛文龙也是为了削弱明军在辽东的防御能力。袁崇焕已经向后金投降了!” 崇祯帝竟信以为真,非常震惊,他思前想后,于十二月初下令逮捕袁崇焕,并处以磔刑,制造了明末亲者痛、仇者快的最大冤狱。崇祯帝自毁长城,无疑使士庶寒心,军心离散,离亡国也就不远了。
  镇守辽东的一大批将领多心存疑虑,结命自保,无心死力御敌;或在后金的威逼利诱下,举城投降。后金铁骑继崇祯二年入关后,分别在七年、八年、九年又相继突破长城边塞,进入京畿甚至更远的山东地区,兵锋所向,如入无人之境,大肆烧杀抢掠。明军畏之如虎,只敢在后面远远地追击。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改后金国号为清,改女真为满洲,加紧了消灭明王朝的步伐。崇祯十二年(1639年)九月,清兵在关内滞留5个月,纵横两千余里,历经57战,攻陷城池70余座。
  崇祯十二年10月,朱由检任命洪承畴为兵部尚书兼副都御史总督蓟辽军务,期望凭籍洪承畴之力能加强对辽东的防御、“灭寇雪耻”。崇祯十四年(1641年)4月,清兵围困锦州城,洪承畴分析了当时敌我力量对比情况的优劣,主张“守而兼战”、“且战且守”,以稳扎稳打的方式去援救锦州守将祖大寿及其部属。但兵部尚书陈新甲却唆使崇祯帝下密诏,催促洪承畴急速出兵、速战速决。双方展开了殊死搏斗,伤亡惨重。明军一度在乳峰山争夺战中屡败清军,争取到战争的主动权,致使皇太极“忧愤呕血”。但是明军的短暂胜利,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朝廷的错误决策所带来的被动局面。清军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将主力推进到塔山、杏山之间,将明军团团围困在松山,切断了明军与后方的联系,使之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明军坚守长达八个月之久,仍然见不到援军。1642年初,弹尽粮绝的明军人心大散,松山副将决定投降,引清军入城,洪承畴被俘降清。至此,明朝在关外的八处镇守据点被清兵夺走大半,宁锦防线已经失去了它应有的作用。
  无计可施、无兵可用的崇祯帝只好暗地派兵部尚书陈新甲与清军议和,但清军提出的苛刻条件彻底打碎了他的美梦。更让他无法容忍的是,碍于体统与脸面进行的秘密和谈,竟然被泄露出去。恼羞成怒的崇祯帝杀掉陈新甲以挽回颜面。谈判既已无果而终,清军又屡屡内侵,肆意深入内地劫掠财物,历时长达7个月,俘获人口近37万,牲畜32万头,金银珠宝无算。崇祯帝与廷臣相顾无语,他所能做的就是继续追究战败者的“责任”,包括总督赵光卞、范志完,还有巡抚、总兵、副将等多人都被斩首。
  崇祯十六年(1643年)8月,皇太极暴病而亡,清最高统治者内部因争夺皇位,暂时停止了对明朝的进攻。而此时,农民起义军的烽火已经燃遍了大明江山的腹地,并一步步进逼北京。清朝当国的多尔衮在一批汉族降官的建议下采取了静观其变、伺机而动的策略,为入主中原作最后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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