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山孤魂-明朝覆亡真相(3)

  晚明悲歌
  明末,大半个中国都爆发了非常严重的自然灾害。
  万历末年至天启年间的五六年间,陕西地区几乎无年不灾,灾害类型包括旱、蝗、风、雹、水、霜、地震、山崩和瘟疫等。崇祯初年,陕西延安地区连续多年滴水未降,草木枯焦,百姓最初采食山间蓬草,稍后剥食树皮,最后只能吃山间一种名叫“青叶”的石头,不数日便腹胀而死。每天都有儿童饿死,每天都有儿童被偷走吃掉。延安城外有数个大坑,每坑可埋死人数百,许多大坑都被塞得满满的。此情此景,官府不仅不予以赈灾蠲免,反而束于功令,赋税之外又加“辽饷”,地方官趁机勒逼,严加催科。百姓“转相逃则转相为盗”、“安得不相率而为盗者乎”?万历末年,山东诸城举人陈其猷进京会试,绘《饥民图》伏阙上疏,其序略云:“见道旁刮人肉食者如屠猪狗,不少避人,人视之亦不为怪。”崇祯三年(1630年)至六年的四年间,河南连年大旱,“秋既无收,麦又难种。野无青草,十室九空”,骨肉相残,易子而食者,比比皆是。自崇祯九年以后,山西保德州几乎无岁不荒,“至十三年,斗米八钱,人相食,盗贼遍野,村舍丘墟”。
  大旱导致更多的自然灾害,如蝗灾和鼠疫的爆发。蝗灾最初出现在陕西的渭河两岸,然后陆续向关中、河南、淮河、长江一带发展。到崇祯十三年(1640年),除江汉平原一带灾害较轻外,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中下游及整个华北平原成为蝗灾的重灾区。鼠疫也流行开来。崇祯七、八年,鼠疫首先在山西太原府的兴县出现,“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一家尽死无孑遗。百姓惊逃,城为之空”。此后,鼠疫迅速从北向南漫延。北直隶大名府,“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河南阳武县“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荥阳县甚至出现了“民死不隔户,三月路无人行”的悲剧情形。
  由于旱、蝗、鼠疫等自然灾害的交相出现,百姓死亡甚众。据估计,万历八年(1580年)至十六年,北方地区因旱、蝗和鼠疫而死亡的人口达700万人之多。而崇祯年间北直隶的疫区内更有40%以上人口死亡,人口由崇祯初年的1095万人下降至730万人;山西人口由崇祯三年的1024万降至620万人;河南人口可能下降了50%左右,只剩下820余万人。
  陕西、山东等地的死亡人口也都在数百万以上。幸存下来的灾民为求生存,初则三五成群,后则数十百千人聚结一起,组成了一股股“盗贼”、“土寇”、“流民”或“流贼”等。他们如涓涓细流,逐渐汇成汹涌澎湃的惊涛骇浪,组合成为一支又一支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军,成为灭亡明王朝的巨大力量。 天灾既已发生,人祸也接踵而来。地方官员们担心本地出现民变会影响到自己的政绩和升迁,不如实上报,尽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们不顾百姓死活,不去设法救济安置,反而继续催逼税赋钱粮,追索历年积欠,引发百姓更大规模的逃亡。由于明政府规定:一户逃税,同里甲的农户要受到连累、代纳逃户的赋役,如此只会引起百姓更大规模的反抗浪潮。
  陕西“流贼”作乱的奏报越来越多,言辞越来越激烈,原陕西三边总督服毒自杀。崇祯帝任命左副都御史杨鹤为陕西三边总督,负责陕西等西北地区的“剿匪”事务。然而,朱由检在“剿”和“抚”的态度问题上却举棋不定,他的基本态度是“息事宁人”,只要能把叛乱平息下去,就万事大吉。杨鹤说,招抚赈济和解决农民复业最为紧要。他认为:只有解决农民的生产生活问题,才有可能彻底平息动乱;如果一味镇压,虽可以弹压一时,却无法恢复社会生产,参加起义的农民只会更多,后患更加严重。听了杨鹤头头是道的招抚言论,崇祯帝同意了招抚计划,并派御史吴 带帑银十万两到陕西放赈,“招抚流盗”。招抚工作最终失败。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明政府在当时条件下无法解决农民生存的根本问题,发放的少许赈恤银很快就花光了,官府一时又拿不出更多的钱粮解救饥民。为了生存,饥民只好再次拿起武器。
  崇祯四年的招抚既已失败,崇祯帝转而使用剿杀的手段。他提升原延绥巡抚洪承畴任陕西三边总督,全力镇压在山西和陕西的农民军。洪承畴有谋有勇,对陕西军民情况颇为熟悉,他率领陕西、甘肃、宁夏等地兵马,四面出击。到崇祯四年底,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陕西境内的几支比较强大的义军均被镇压下去。剩余的农民军采用了更为灵活的游击战术,千里跃进,声东击西,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崇祯八年正月十五日,一支农民军突入防守空虚的明中都凤阳城,纵火焚毁了朱元璋的“龙兴之地”,皇陵享殿、龙兴寺等都尽数被焚,义军还打出了“古元真龙皇帝”的大旗来欢庆胜利。
  农民军的胜利引起了明廷朝野上下的极度震惊,崇祯帝身着素色布袍,亲自到太庙告祭祖宗之灵,下罪己之诏。同时,展开了对农民军更大规模的镇压,崇祯帝筹措白银百万两充作军费,调洪承畴的陕西兵出关,与中原各省的军兵会合,限期六个月消灭农民军。为配合行动,崇祯帝又任命杨嗣昌为兵部尚书,统筹全国军务。杨嗣昌认为,“安内方可攘外”,主张先全力剿灭农民军,再全力对付关外的满清贵族。为此,他提出了镇压农民军的“四正六隅十张网”的军事部署。具体而言,就是以陕西、河南、陕西和凤阳等四个农民军活动主要区域为“四正”,责成地方巡抚专责防守,以剿为主,以防为辅;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等六个地区为“六隅”,设六个巡抚,以防止起义军进入各自的管辖地区,必要时参加联合协剿。“四正”和“六隅”结成“十张网”,犹如布下的天罗地网,企图一举全歼农民军。为配合这一宏大计划,他提出增兵增饷建议,加派“剿饷”,计280余万两。
  此举无异于饮鸩止渴,虽然杨嗣昌的剿杀计划在短时间内确实发挥了“强心剂”的作用,农民军严重受挫,一部分军队在高压之下主动投降明军。李自成军队的人数锐减,生存极其困难,而张献忠、罗汝才等也只得接受明廷的“招抚”。然而,复杂的社会矛盾不仅没有解决,而且越来越尖锐,大批灾民补充到农民军队伍里去。他们英勇无畏,抱着赴死的决心,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了。崇祯十四年新年刚过,李自成义军就攻克了洛阳、杀死福王。将没收的福王府大量的粮食与钱物分给贫困的百姓,并提出了“不当差,不纳粮”的口号,受到饥民的热烈欢迎。此后的一段时间,李自成农民军又多次攻打河南省城开封,转战于河南各地,基本消灭了明王朝在河南的抵抗力量。与此同时,张献忠也在湖广谷城重举义旗,转战豫皖,进军湖广、江西等地,在崇祯十六年五月占领武昌后,正式建立了大西政权。
  面对风起云涌的农民革命浪潮,明廷上下束手无策,崇祯帝内心早已方寸大乱,众大臣也深知现在的农民军已经难以消灭,没有人愿意担当统帅三军的重任。大家犹如热锅上的蚂蚁,难度时艰。兵部尚书杨嗣昌畏罪自杀,明朝再无“中兴大将”可用。崇祯帝哀叹说,“嗣昌死后,再也没有堪任的督师了”。崇祯十六年,崇祯帝钦点吴 督师,前去镇压农民军,吴 却提出种种苛刻的条件。崇祯帝大怒,下令将吴 充军,改由孙传庭督师。孙传庭率领明王朝仅有的兵军进入陕西,旋即被李自成消灭。此后,崇祯手里基本上没有可以调动的军队了。
  随着李自成农民军队伍的日益壮大,其革命目标也日渐明确。崇祯十五年冬,他们开始向各地派遣地方官,为建立对全国的统治做准备。崇祯十六年初,起义军在攻下襄阳后,改名为襄京,建立中央机构,并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次年新年第一天,李自成在西安建国,号大顺,改元永昌。接着,李自成开始部署进攻北京的计划。
  崇祯十七年初,李自成的大军所向披靡,几乎兵不血刃,就攻打到北京城下。3月15日,大顺军抵达居庸关。17日,东路军抵达京郊高碑店,西路军抵达西直门外。北京城里只剩下五、六万羸弱不堪的军兵和数千太监“净军”,他们也无心恋战,或向城外空中放炮,或四散逃逸。中午时分,农民军发起了攻打彰义门、西直门的总攻。18日,农民军提出如果崇祯帝“逊位”,可以保他一条活命。崇祯帝企图通过谈判拖延时间,以等待各地勤王兵的到来,农民将领看穿了他的意图,于当天深夜发动总攻。崇祯帝慌乱中安排三个儿子乔装打扮成普遍百姓的样子,希望他们混出京城,去联络南方明朝官军,卷土重来。绝望中的他回到后宫,把袁妃和周皇后招集过来,让宦官给他倒酒,一口气喝了几十杯,猛地挥剑砍向袁妃,将她刺死。周皇后转身回到宫内,自缢身亡。然后,他提剑四顾,歇斯底里地在后宫四处奔走,看到了长平公主在一旁哭哭啼啼,他悲愤地说:“你为什么要生在我的家里?”挥剑就刺。长平公平下意识挥臂遮挡,右臂被刺中,昏倒在地,血流不止。接着,他又刺伤或刺杀了几个小爆女和嫔妃。最后,他发疯似地亲自到前殿敲钟,企图召集百官上朝商量对策,百官早已做好了投降的准备,无人前来。19日凌晨,太监王相尧在宣德门投降,刘宗敏率领农民军浩浩荡荡由此开进北京城。在正阳门的兵部尚书张缙彦、在朝阳门的朱纯臣相继打开城门投降,农民军旋即控制了北京城。彻底绝望的朱由检,与宦官王承恩登上煤山万寿皇亭,赤足轻衣,自缢而死。在他的衣襟上写着:“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真是可悲可叹!一天后,人们在煤山一角发现了这位明朝末代皇帝的尸体,早已变得又冷又僵。农民军把他和周皇后的棺材移出宫廷,停在东华门外示众。4月初,又派人将他的尸体草草掩埋于昌平县的田贵妃墓中,这也就是明十三陵中的思陵。
  明朝的灭亡,对于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帝而言,是一场悲剧。崇祯皇帝在位的17年,是他本人度日如年的17年,也是大明帝国多灾多难的17年。此时的明朝内忧外患严重,如风中之烛,随时都有覆灭的危险,而又不得不开辟了两个战场,同时与农民军和清军作战。
  依据明朝当时的实际情况,几无成功的可能。与后金争锋,兵饷不足,只能加紧勒逼民众,民众愈加不满,反抗愈烈。事实上,明王朝的崩溃就是国内矛盾完全激化的结果。试想,一个巨人,当他的内部只剩下空架子时,外部即使轻轻地吹来一阵微风,也会让他轰然倒地。
  而崇祯又非雄才大略的皇帝,他目光短浅、刚愎自用、心胸狭窄、贪财如命。他功利性过强、驭臣无术,最后只落个无将无兵的困地,加速了大明王朝的全面崩溃。崇祯帝在历史上,是一个存在颇多争议的帝王。他诛杀阉党、整理朝纲,气象为之一新,却又惟内臣是信、肆意杀戮文武将官,最后直落个孤家寡人的悲惨结局;面对烽烟四起的破碎河山,他殚精竭虑,调兵遣将,用尽浑身解数,仍无法扶正将倾之大厦;面对空馈的国库,他肆意加派,搜括粮钱,仍然无法支付官军俸禄。他又是一个生活节俭的“守财奴”,宁丧江山,不愿舍弃内帑赀财。作为丧国之君,他自知无颜面对列祖列宗,以巾掩面,自绝于世,其死亡之悲壮,令人扼腕。因此,在此后的200年间,他一直倍受人们的怜悯。
  明朝的灭亡、清朝的建立,留给人们无限的遐想。明清易代,本是中国王朝数次更替中之一环。但它的特殊之处在于此时已处于传统社会的末世,中国在世界上由先进转为落后大致发生在明中期至清中期这300年间。清军入关时的口号是“为崇祯帝复仇”和“吊民伐罪”,入关之初也采取了安抚社会的积极政策。然而初定天下的清统治者却推行“圈地”、“投充”和“逃人法”等所谓“以夷变华”的五大恶政,并制造“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等惨绝人寰的暴行。清朝的专制与歧视政策带来社会经济的极大混乱,也引起了全国性的“反清复明”的巨大浪潮。同时,清朝继承了明朝初年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对晚明出现的“近代化”思想实行严酷地控制,其保守性、封闭性、反动性更加突出。到乾隆朝所谓的“文治达到了极盛”时,思想禁锢也发展到了最高峰。清代建国六、七十年后,才迎来了所谓的“康乾盛世”。然而,“正是当中国处于这种‘盛世’的100多年里,同西方社会发展水平的距离拉得越来越大。‘盛世’过后不到50年,爆发了中英鸦片战争,随之而来的是一幕幕丧权辱国的悲剧,使大清帝国的腐朽落后暴露无遗。”不能不令人扼腕三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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