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墙之乱-东汉覆亡真相(3)


  党锢之祸
  宦官和外戚把持着选拔官吏的大权,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堵塞了士人做官的门路。当时,民间有这么一种说法:当选才学优秀的却没有文化,当选品德高尚的竟不供养父母,当选清贫纯洁的反比污泥秽浊,当选勇猛有帅才的竟胆小如鸡。在外戚、宦官的腐朽黑暗统治下,社会危机日益加深,东汉王朝濒临危境,一些有识之士深为忧虑。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前途同样渺茫,促使一部分官僚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当时的政局提出尖锐的批评,对不畏权势忧国忧民的官绅则加以表扬,士人阶层逐渐形成“清议”之风——太学生及名士们通过清议表达他们关心社会、参与政治的热情。
  在反宦官专权的斗争中,一批不畏强暴的正直官吏利用手中的权力,直接惩治不法的宦官权贵,李膺、陈蕃、王畅等“党人”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评议朝政,褒贬人物,公卿大夫竭力接待士人,希望免受恶评,州郡都有官学,太学生与州郡学生互通声气,形成一个全国范围的政治团体。宦官和他的徒党无论在宫内或在地方做官,都遭到猛烈的攻击。桓帝初年,司隶校尉李膺亲自带人到大宦官张让的家中搜查,把他的兄弟、罪大恶极的张朔抓获,绳之以法。李膺等正直官吏对宦官势力的打击,遭遇宦官集团的疯狂反扑,官僚士大夫、太学生与宦官集团的矛盾迅速激化,并最终酿成“党锢之祸”。
  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在166年,有个名叫张成的方术士,与宦官往来密切,甚至连汉桓帝也曾经召他去讲学。据说他推算到将要大赦,便唆使他的儿子杀人。李膺得知后,立即派人将他的儿子抓捕归案。这时,政府果然下大赦令,按例应该将罪人释放,可是张成平素结交宦官,作恶多端。李膺便不顾赦令,毅然将他的儿子处死,遭到宦官集团的诬陷,并进行疯狂报复。桓帝遂指李膺等200多人为党人,下狱治罪,受到百般折磨,逃脱的人亦受到通缉。这种伎俩,遭到了许多正义官僚的斥责和抵制。太尉陈蕃极力反对迫害党人,他拒绝审理李膺等人,坚决不在判处李膺的公文上签字,因而被罢免。与此同时,大将军窦武虽是桓帝的岳父,但反对迫害党人,并以辞职相威胁,李膺等人也在狱中展开积极的斗争。宦官虽然政治上有很大权力,但社会地位极低,精神上却感自卑。宦官中的某些子弟也在暗中接近士人,以获得士人们的一些礼遇为荣幸。因此,当李膺在狱中牵引出不少宦官亲眷时,宦官们害怕受到牵连,加之一向仰慕名士的外戚窦武的从中出面劝说,桓帝被迫赦免党人,但规定禁锢终身,不许再做官。
  第一次党锢之祸后,党人的声望在全国空前高涨,许多人把改变社会的希望寄托到党人身上,并且以和党人结交为荣。像窦武那样的贵族,也要装出朴素生活的样子来接近党人。
  虽然党人的名单还没有被官府登记在案,而全国各地却给党人贯以各种称号加以表彰,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友”等等。这些人互相激励,反抗宦官的呼声再度高涨。168年,桓帝死,灵帝继位。窦太后临朝,窦武掌朝政,窦武与陈蕃李膺合谋,欲除宦官之祸,不幸事泄。宦官杀窦武陈蕃,宦官权力达到了最高峰。宦官侯览在山阳郡的家属依仗权势,横行乡里,残害百姓。时任山阳郡东部督邮张俭便向朝廷告发,要求处置侯览。侯览则指使人告发张俭等结党营私,并且无限上纲上线,扩大打击面。灵帝依靠宦官,再次大兴党狱,李膺、杜密、范滂等一百多人惨死在狱中,禁锢六七百人。党人五服内亲属以及门生故吏凡有官职的全部免官禁锢,唯有张俭巧妙的躲过了宦官的追捕。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对士人的打击是惨重的,内外官职几乎全部被宦官集团占据了。
  党锢之祸延续了近二十年,直到黄巾起义爆发。当时宦官们害怕黄巾起义的威力,有些暗中投降,愿做内应,有些则召还做地方官的子弟和党徒,准备退让。汉灵帝很孤独,质问宦官们,你们都说党人该杀该禁锢,但关键时刻还是这些党人为国家出力,而你们却和黄巾军通情,其实该杀的是你们。于是,下诏解除党锢。党锢之祸,使东汉社会损失了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致使朝政腐败,社会毫无生机和活力。党锢之祸宣告了东汉社会已经病入膏肓。饱受宦官高压的士族阶级因此又得了势,借镇压黄巾起义的机会,纷纷组织武装,等待割据称雄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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