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为何亲点李鸿章进行马关和谈

  1895年,樱花盛开的4月,一艘轮船从天津塘沽港开出,目的地是日本的马关,船上搭乘的是以李鸿章为首席谈判代表的和谈代表团。这时,中日战争已近尾声,大连、旅顺相继陷落,威海卫的北洋水师最后几艘军舰也被迫投降,提督丁汝昌自尽身亡,日本陆军从朝鲜追杀至辽东,战局已经无法支撑,这次赴日与其说是去和谈,不如说是去投降。战争仍在继续,清朝先派去了一个以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为首的和谈代表团,但日方借口中方代表授权书没有写明拥有全权,拒绝与他谈判,即使张要求等正式全权授权书寄来也不行。就在张荫桓被日本政府拒绝的当天,伊藤博文向使团随员伍廷芳私下问道:“李鸿章中堂大人可以主持议和,贵国怎么不派他来?”伍廷芳随之反问:“我今天是和您闲谈,那我顺便问问,如果李中堂奉命前来议和,贵国愿意订约吗?”伊藤博文自然能够听出伍廷芳的弦外之音,回答的也是模棱两可:“如果中堂前来,我国自然乐意接待,但是也还是要有符合国际惯例的敕书,必须要有全权。”点名请李鸿章前去,这是带有侮辱性质的企图。
  李鸿章,想当年何等威名,如日中天,以新科翰林的荣光,弃文从武,登台拜将,灭太平,除捻乱,功至勋伟,官至极品。内乱荡平,更倡导洋务,开二十年同光中兴,轰轰烈烈洋务运动。李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奠基人,创建可称中国第一的现代设施举不胜举,无愧近代中国改革总设计师的光荣,正如梁启超所评:“自李鸿章之名出现于世界以来,五洲万国人士,几于见有李鸿章,不见有中国。”而其倾尽心血,最自以为傲的则是北洋水师,东方第一支现代海军。它辉煌过,仅仅十年前,朝鲜发生小乱,日人欲染指乱局,北洋三艘铁甲舰,南下日本海,偏去日本长崎补给、小修,实为武力示威。入港后,水手纷纷上岸,趾高气扬,嫖娼作乐,中国水手与日人发生街头暴力冲突,北洋军舰退下炮衣,燃起轮机,日人登门赔礼道歉,以赔付三万余银洋和解。可知否,中国也和西方列强一样在日本耍过威风!
  也仅仅在十年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率政府要员一行,亲赴津门,求教自强维新良策,傲慢的李鸿章高居上座,指点江山,但是他小看了日本,他小看了伊藤博文。伊藤的知识结构和现代观念要比李鸿章的开阔和新颖得多,他精通汉语和儒学,去英国留过学,在英国,他已经有日本赶上世界“非撤废封建制度不可”的思想,以后他又四来中国,四下西洋,总计在欧美考察的时间共达五年半,这样丰富的西洋阅历中国官员谁可相比?当他任总理大臣期间,曾带领大部分政府阁员去欧洲考察一年多,主要考察西方制度。在伊藤等维新官员率领下,整个日本以全盘西化方针埋头改革,上下同力,局面一新。当慈禧为自己的六十大寿,挪用海军经费,日本的天皇正拿出自己的私房钱,购置那艘北洋水师订购而无钱付款不得不放弃的吉野号战舰。所以,甲午年因朝鲜冲突,清朝向日本宣战,并不了解近二十余年变化后的新日本,甚至号称“东方第一人”的李鸿章,虽然有所觉察,但也没有深刻认识到东邻一个小岛国的放肆挑战,最后竟会给中国和他本人带来如此灾难。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开篇写道:“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是的,看看李鸿章开创的现代化事业,我们知道其才具;看看李鸿章发出的中国面临三千年不遇大变局的呼吁,我们知道其见识;在甲午战争,我们看到了他的不遇。即使日本人,也认为李鸿章是对日本最清醒的人,一个日本政客曾写道:“中国实属不明日本之真相,虽识者亦甘于表面之观察,轻侮指笑,自以为得者滔滔皆是也。独李鸿章一人能知日本之大体,又有对付日本之策。彼往年上书朝廷,请整顿海防,文中曰‘日本阴柔有大志,宜阳与之结好,阴为之备’云云。彼确实期望兵备完成之时,再对日本有所行动。故彼至今为止,以所谓阳交阴备对待我国。”甲午朝鲜内乱兴起,日本介入,咄咄逼人,满朝官员爱国情绪激昂,士绅群情共愤,年轻的光绪皇帝,在其状###师翁同龢的怂恿之下,更是下了一战的决心。独李鸿章力排众议,倡议忍让主和。但是在强大的爱国声浪中,任何冷静提出的稳健主张,都会被淹没,主和者会被视为毫无爱国心、胆小卑怯之徒,甚至被斥卖国贼,为全社会所不齿。宣战诏书如期发出,甲午战争开始了。
  确实,那时的日本,在国人眼中还是蕞尔岛国,经过自强中兴二十余年的中国人,无不认为我朝已大大进步,日渐强盛,即使明治维新后刚刚强盛起来的日本,对中国也没有足够的信心与勇气决战,但是大批日本间谍早暗中潜入中国,他们测量地形,了解民情,观察政局,在他们报告里,判断出中国只是外强中干,败絮其中,朝廷的腐败、军队的松懈、制度的腐朽,他们都一一看在眼中。当时东西方均有不少人看好中国的洋务运动,认为以中国物产丰富,如积极变革,很快会成为世界强国。可是有日本人认为,中国虽然表面上在不断改革和进步,但犹如老屋废厦加以粉饰,经不起大风。而李鸿章对这些也不无所察,他曾在私人信件中嘲弄自己是大清国的裱糊匠。特别是人们寄以无限希望的北洋水师,被人质问,花了朝廷那样多的银子,难道关键之时不堪一用?但李鸿章深知,那是经不起大风大浪的水师政绩工程。甲午战争三年前,北洋水师出访日本,军官们发现,小小的日本,已经拥有了一支现代的帝国海军舰群,李鸿章很清楚这些局势变化,不愿轻启战端。甲午现代海战,对双方都是第一次,日本做了破釜沉舟的长期准备,而李鸿章则是满腹狐疑地以畏战心态被迫挂帅。他这种畏战心态是不是导致败得那样惨,或许颇有关系,但即使是自信勇敢的统帅,能在甲午战争中击败日本,仍不乐观。我们看到在陆地和海上,大清军队都是一败涂地。
  败局已定,战争仍在继续,没人知道如何收拾残局,原先狂呼爱国的满朝臣子拿不出任何主张,变得默默无声,似乎此时这与他们都不相关。由于战局的失利,李鸿章被拔去三眼花翎,褫去了黄马褂。但几天后张荫桓回到北京,将日本人不接待他而提名李鸿章前去的意思说出后,朝廷如抓到一根救命稻草,又还回了刚被革职的李鸿章刚被拔去的三眼花翎和黄马褂,责成他亲赴日本。李鸿章不知道这是极大的侮辱吗?他不知道这是使他身败名裂之行吗?他当然知道,他当然清楚。严复曾在李鸿章故去后写下过一副名挽联,为其鸣屈:“使先时尽用其谋,知成功必不止此;设晚节无以自见,则士论又当何如?”这是一场他不想打的战争,但又似乎成为他的战争,只有爱国者的鼓噪,没有人去承担。尽忠王朝的道德规范,使他不得不去,不能不去,他必须承受这份侮辱,必须把自己毁灭。在驶往马关的海轮上,他写下一首诗:“晚倾波涛离海岸,天风浩荡白鸥闲。舟人哪识伤心处,遥指前程是马关。”前方的马关,更大的耻辱在等着李鸿章,等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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