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为何亲点李鸿章进行马关和谈(3)

  李鸿章的“一死难”,终于被日本爱国愤青的一枪打破了僵局。三日后,李、伊再次会谈,李鸿章提出先不讨论停战条件,双方直接进行和约谈判的建议。当天,在乘马车从春帆楼返回寓所途中,李鸿章被日本浪人行刺,面门中枪,血流如注,这一枪在国际上掀起轩然大波。李鸿章本来是“以夷制夷”的高手,在中国积弱落后的背景下,这也算是比较聪明的权宜之计,但毕竟主动权在西方列强手里,只有在他们自己利益有利条件下才能起些作用。甲午开战前,英国商船高升号运载三千清兵去朝鲜,被日本海军击沉,李鸿章曾寄予很大期望,希望大英帝国卷进去。但出于各种利益,英国没有干预,清帝国只能面对日本的挑衅,并被迫宣战。李鸿章另一个寄予希望的是沙俄,这是个前门拒狼后门进虎的险招,背后的秘密谈判仍在紧张进行。西方国家不予干涉的原因之一,是没料到中国会在战场上败得如此惨,如此不堪一击,让他们大跌眼镜。李鸿章被刺的消息在国际上掀起谴责日本的强大舆论高潮,沙俄的军队甚至公开进入东北地区。后来,在和约签订后,俄、德、法三国以武力介入威胁,让日本被迫吐出已经吃到嘴边的辽东半岛这块肥肉,这也算是李鸿章“以夷制夷”政策的一点成效吧。
  在强大国际舆论压迫下,日本十分被动,伊藤博文得知后勃然大怒,咆哮说“宁将自己枪击,也不应加害中国使臣”,陆军大臣山县有朋拍着桌子大骂“该匪罔顾国家大计”。天皇急忙派出御医前往护理,皇后还亲制绷带以示慰问,各方政要纷纷前去探望,全日本上下恨死了那个满腔爱国热情的愤青。可悲可叹的是,中国那些身居要职的王公大臣,首先的反应并不是愤恨,而更多是庆幸。清政府在李鸿章被刺第二天电文中,除慰问伤势之外,还指示应趁“彼正理屈之时,李鸿章据礼与争,或不至终秘不与”。李鸿章自己也是感到大大松了一口气,认为此弹对谈判有利。梁启超《李鸿章传》曾沉痛写道:“当遇刺之初,日皇遣御医军医来视疾,众医皆谓取出枪子,创乃可疗,但虽静养多日,不劳心力云。鸿章慨然曰:国步艰难,和局之成,刻不容缓,予焉能延宕以误国乎?宁死无刺割。之明日,或见血满袍服,言曰:此血所以报国也。鸿章潸然曰:舍予命而有益于国,亦所不辞。其慷慨忠愤之气,君子敬之。”李鸿章那件沾满鲜血的黄马褂,被他精心收藏起来,视为传家之物,后收藏在故居李鸿章的祠堂里,“文革”中祠毁物尽。后人苛责甲午战败,将马关丧权辱国之条约推于李鸿章一人身上。可知李鸿章“平壤之败,痛哭流涕,彻夜不寐”;“旅顺失守,愤不欲生”;自己倾力创建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他心中能不万箭穿心;马关流血,不忘使命……哪一样不是为国而哭,为国而愤,为国而忍辱负重?次年,李鸿章受邀访问欧美,从美国归国途经日本横滨换乘轮船,他坚决不踏日本土地一步,让人在两船间搭设木板,以垂老之躯,从海上换轮而去,此恨绵绵无穷期。
  马关李鸿章挨的一枪,换来了日本人无条件停火的协定,以平息世界的舆论,但没有阻止随后《马关条约》的刻毒和耻辱:割让台湾,赔款二亿两白银。我们看到谈判中到处是这样的语言:
  伊藤博文:中堂见我此次节略,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
  李鸿章:难道不准分辩?
  伊藤博文:只管辩论。但不能减少。
  李鸿章:总请再减。
  伊藤博文:无可减矣。
  李鸿章:不许我驳否?
  伊藤博文:驳只管驳,但我如意不能稍改。
  李鸿章:台湾不能相让。
  伊藤博文:如此,当即遣兵至台湾。
  谈判中伊藤博文特邀中方代表谈话说:“希中国使臣能深切考虑现在两国之间的形势,即日本为战胜者、中国为战败者之事实。若不幸此次谈判破裂,则我一声令下,将有六七十艘运输船只搭载增派之大军,陆续开往战地。如此,北京的安危亦有不忍言者。如再进一步言之,谈判一旦破裂,中国全权大臣离开此地,能否再安然出入北京城门,恐亦不能保证。此岂吾人尚可悠悠迁延会商时日之时期乎?”李鸿章将谈判情况报往北京,总理衙门复电李鸿章:“原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而中方密电码,早为日方侦破,由此,《马关条约》大局已定。春帆楼里,李鸿章说得口干舌燥,受尽屈辱,但日方仍丝毫不肯让步,只以再战威胁。李鸿章是在马关谈判吗?他实际是收到一份日本发给中方的最后通牒。李鸿章再无回天之力,离开春帆楼,汉奸卖国千古骂名,已非其莫属,他不下地狱,谁又下地狱?皇帝是天子,人民千千万,永远不会是罪人。
  直到今天,春帆楼旁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今之国威之隆,实滥觞于甲午之役。”《马关条约》单赔款一项就给日本带来巨大的经济繁荣,甚至在日本经济著作中有“赔款景气”的时代专用名称。日本当时全国财政收入不到一亿日元,而《马关条约》的赔款却合三亿日元,超过日本三年全国财税收入的总和。从此日本经济起飞,发生产业革命般的变化。这个迅速发展的邻国,正是用中国的银两滋养成强国,给中国带来无尽的苦难。而对中国,《马关条约》则是中国近代最具有转折作用的历史焦点。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一般以1919年五四运动划分,多少有点牵强,无论甲午战争、百日维新和辛亥革命,历史的意义都要大于五四运动。如果从中国近代向现代过渡的角度看,甲午战争应该是对中国产生最大影响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只是有第一次这样标志的意义,对社会影响并不大,清帝国并不认为那是战败,无非对外夷做了些让步,除了林则徐、魏源等少数人,几乎整个士大夫知识阶层对以后西方给中国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革都是麻木不仁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是在太平天国###中进行,虽然英法联军打进北京,但并不是大多数国人认为是国家的失败,只有曾国藩、李鸿章等大臣认识到其深刻意义,艰难地开始以学习西方军事、经济等洋务的自强运动。而甲午战争好似一闷棍,彻底把中国打蒙了,举国震惊,举国悲愤。公车上书、戊戌维新甚至义和团运动,无不与甲午之败相关,思想领域也从此发生激烈变化,激进的爱国浪潮一波胜过一波,社会激荡百年而不能停息,更不要说以后的抗日战争,以及直到今天也没能解决的台湾问题。
  马关之耻,春帆楼之恨,永远埋在了中国人的心中;是福是祸不得而知,但它们流在民族的血液中。当年签订《马关条约》的“汉奸”李鸿章,在临终前留下一首遗诗,一件遗折。
  诗曰: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
  折曰:
  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举行新政,力图自强。
  文章摘自 《晚清尽头是民国》 作者:思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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