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4年一个天翻地覆的年代

  公元1644年,也就是大明朝崇祯十七年
  大清朝顺治元年
  大顺朝永昌元年
  紫禁城的黄昏
  时间:1644年、大明崇祯十七年,元旦
  地点:北京紫禁城太和殿
  这一年的元旦,皇帝朱由检比平时更早就上朝了,除了近身侍卫和太监外,御座旁只有一个手执金吾的礼官站班,皇帝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启奏万岁,群臣因为没听到钟鼓声,以为圣驾还没有出来,所以迟到了。”执金吾者躬身启奏。
  “那就立刻鸣钟,开启东西门让他们马上进来!”皇帝不悦地宣谕。
  执金吾者下去传旨,钟声响彻了紫禁城,文东武西列班进入的两扇门也敞开了。但是等了一会,文武百官仍然不见一个进来。皇帝有点焦躁地对身边的司礼太监说:“那就先去谒太庙,然后再回来受朝贺吧!”这是年年元旦例行的礼仪。
  司礼监去到长安门外传旨时,发现御驾外出所需的銮舆驾马和仪仗队的一百多匹马都还在御厩中,没准备好。但是皇帝已经传下谕旨要先去谒太庙,金口一出,怎能等待,于是,只好把长安门外文武朝臣所骑来的马一齐驱赶到端午门里,打算暂时用以代替循马。没想到这些马各有其主,而且完全没受到训练,嘶喊杂沓,跳跃不受羁勒。司礼监无奈只好硬着头皮回禀,为了皇上的安全,还是等一等吧!
  这样的情况是从来没发生过的,既然如此,皇帝只好无奈地又改变了他的旨意——还是先受朝贺再谒太庙。他端坐在太和殿正中的御座上,第一次亲眼目睹冠带煌然的文武百官,在持续不断的钟声中,从东西二门梭巡而入,仓皇跪拜,乱作一团。这是他继承皇位十七年来所仅见的。
  经过一番折腾,皇帝对于这看不出有丝毫喜气的元旦日朝贺大典已经完全失去了耐心;接着,一阵突然而起的大风狂卷而来,黄沙扑面,天色昏暗,对面不见人,于是决定连太庙也不去了,宣谕退朝。满怀心事,郁郁不乐地在风沙中摸索着回到寝宫去。
  他屏退了妃子和太监们,依照近年来每遇到拂逆时的惯例,沐浴包衣,焚香祝祷,虔诚地请求天上神佛降临乩坛指示国事。
  这就是1644年,大明崇祯十七年甲申,皇帝朱由检所度过一生中最后一个元旦日的早晨。
  从上面所说的经过,看起来似乎很不成体统,不像一个已经立国二百多年的王朝所应出现的状况。但是,比起隔不到一百天后的三月十八日,李自成的大顺军前儿锋已破京师外城时,皇帝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亲手撞钟而文武百官不见一人到来,要好多了。
  相对的,再过三天,也就是三月二十一日,大顺王李自成攻占北京,进驻紫禁城,崇祯皇帝朱由检已在煤山自缢。同样的这些文武百官,从前一晚就露立在长安门外,天色甫明,不待钟响就争先推挤蜂拥而前,要争得首先朝贺新君的头筹。由于人数太多,争先恐后太过猴急,这一群侯王将相还被守门的闯王兵卒乱棍扑打。
  短短不到一百天,紫禁城的皇宫中,同样的场景,同样的人物,出现如此不同的演出,这就是所谓的“改朝换代”。
  东北方的一颗彗星
  时间:1644年、大清顺治元年,元旦
  地点:大清国新建的都城沈阳皇宫崇政殿
  天还没亮,才刚满六岁的小皇帝福临还在半睡半醒之间,就被母亲孝庄皇太后给叫起来,在宫女的围绕下梳洗和更衣。虽然福临在三个月之前就已经被拥戴为大清国的第二代皇帝,但今天是他当皇帝后的第一个元旦,有十分繁复而隆重的礼仪在等着他主持。
  大清王朝的开国皇帝皇太极,在前一年的八月九日晚“无疾而终”(以今天的说法应该是脑溢血或心肌保塞),在经过一番宫廷内的斗争后,皇太极的第九个儿子福临当上了皇帝,他的两位叔叔多尔衮和济尔哈朗成为辅政王。事实上,能征惯战、实际掌控大部分兵权的“九王爷”多尔衮才是名副其实的“摄政王”。
  元旦的早晨,小皇帝福临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到“堂子”里去祭天和拜祖先。“诣堂子”是女真族特有的风俗,凡是出征或凯旋以及逢年节大事,都要由大汗(后金时称谓)或皇帝(大清时称谓)率领诸王、贝勒、大臣等到“堂子”行礼祭天。
  经过一番折腾,小皇帝已经完全清醒了,他一边穿戴,一边听着母亲的仔细叮咛,等一切都妥当了,才在叔父多尔衮和侍卫们的族拥下,首次以皇帝的身份去“堂子”拜天和祭祀祖宗。接下来就是接受诸王大臣和外藩使节(也不过是蒙古与朝鲜而已)的朝贺。至于一年一度的上表祝贺和进献贡物都免了,连例行的集体筵宴也停办了。
  今年清朝的元旦如此冷清和明朝的凄凉完全不同。明朝是因为李自成的大军已愈来愈逼近京城,情势日益危殆;而清朝则是由于开国之君太宗文皇帝皇太极甫于三个多月前驾崩,朝野思念之情犹深,哀戚之情未减所致。皇太极继父亲努尔哈赤之后更开新局,把一个小小的后金汗国扩展成为一个和大明王朝分庭抗礼的大清王朝,再加上朝鲜受降,蒙古来归,临终前松锦一战更扫除了入关征明的障碍。这一切,都给人们留有浓郁的去思,自然不可能在新丧之际为了元旦而大肆铺张。
  饼去的一年多里,明清之间的战斗略有进退,但总的来说,却是清的赢面多。一场决定性的“松锦之战”,不但把明朝在万难中悉索币赋的十余万大军和数十百万粮饷全部搞光,连总督洪承畴、大将祖大寿等仅有的能臣勇将都投降了大清王朝(这些降将后来随清军入关南下,在定鼎中原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锦州、松山、塔山和杏山四个军事重镇,全为清军所破,明朝在关外的辽阔土地上,只剩下了距山海关不过二百里的宁远一座孤城了。
  前几年,被称为“流寇”的李自成、张献忠等反明民间武力还在国内腹地四处流窜时,大明朝廷里从皇帝到群臣都以为不过是癣疥之疾,要集中全力对付的是东北关外已经立国称帝,而且多次闯入关内烧杀抢掳威胁京城的大清国。因此在战略上采取的是“先攘外然后安内”。没想到“攘外”既连番挫败,而内部被称为“流寇”的民间反抗武力则日益壮大,攻城掠地,已有烽火燎原之势。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情况下,政策急转弯,决定“攘外必先安内”。
  明朝的君臣们以为清国去年八月刚有大丧,内部又有皇位之争,短时期不致对明朝有大动作;而李自成则从去年正月连续攻占湖北的襄阳、荆州、怀安等地,然后北上河南,破洛阳,入潼关,取道陕西商洛地区,在十一月十一日占领了古都西安。明朝可以用来对付所谓“流寇”的惟一王牌陕西总督孙传庭所统率的精锐全数被歼。整个情势已经到了完全失控的地步。于是决定改用对清采取守势,争取和议;对“流寇”则全力围剿的“攘外必先安内”对策。
  因此,崇祯皇帝颁下诏旨,命令吴三桂立即率领所属军马以及宁远的百姓全部撤到山海关以内。易言之,也就是整个放弃关外这一大片土地。
  由于清朝对于关内明朝廷与“流寇”之间互动情势的急剧变化未能掌握,既不知道李自成等反明武力的动态和发展,也没有体察到明朝的外境已经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因此在“入关伐明”的这一大战略上还没有具体的规划,更没有想到一粒熟透的果实已经快掉到自己的嘴里来了!
  这就是为什么大清顺治元年的元旦竟然如此平静、冷清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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