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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祖先的足音――《尚书》


 

  《尚书》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部史书,是春秋以前历代史官所收藏的政府重要档案文件和政治论文的汇编。由于它被儒家崇奉为“五经”中地位最尊的一经——《书经》,便成了我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政治哲学经典,既是帝王的政治和道德教科书,又是封建士大夫必读必遵的“大经大法”。围绕《尚书》的文字、真伪等问题还引出了我国学术史上纠纷最多、争端最大、最富于传奇色彩的一桩公案,因而《尚书》在历史上的影响远非一般史书所能比拟。

  扑朔迷离的公案

  《尚书》通常只被称作《书》,它为什么又叫《尚书》呢?

  后代学者解释时都认为“尚”和“上”是同义通用字,《尚书》也就是《上书》。

  但是,对于这个“上”字却有多种不同的解释。有的说“上”是“上古”的意思,《尚书》就是“上古的书”;有的说“上”是“尊崇”之意,即“人们尊崇的书”;有的说“上”就是“君上”,因为这部书的内容大多是臣下对君上言论的记载。

  《尚书》在先时代大约就有定本了,但它究竟成书于何时,为何人所编定,由于资料缺乏已很难确知。春秋时,其中的一些篇章已成为贵族们熟悉的读物,孔子聚徒讲学时,把它作为最主要的教材之一。所以,代人大都认为它是孔子编纂。但是,这个说法自宋代以来就受到怀疑,现在一般认为它成书于战国末期。

  秦始皇一声令下,焚书坑儒,除了朝廷博士所掌管的,其他民间私藏的《尚书》统统化为灰烬。此后不久,农民起义推翻秦朝,接着又发生刘邦项羽的楚汉战争,一连打了七八年仗。山东济南有个学者姓伏,名胜,人们称他伏生,曾在秦朝担任过博士,手头保留下一部《尚书》。为了躲避战乱,他把《尚书》藏在家中的墙缝里。等到战争结束,伏生返回故乡,从墙缝中找出来,已丢失不少,只剩下28篇。伏生便捡起这28篇,在本乡传授门徒。

  汉文帝即位后,注意搜集整理文化典籍。这时伏生已九十多岁了。文帝派晁错到伏生家里,伏生口授讲解,晁错记录下来,带回朝廷,又加上另外发现的一篇《泰誓》,共29篇,成了官方承认的定本。由于这部分《尚书》是用当时通行的隶书记录的,所以后来被称为“今文《尚书》”。到了汉武帝末年,分封在曲阜的鲁恭王刘余在扩建宫殿时,拆毁孔子故居,突然在墙壁中发现了几部先秦古书,其中就有《尚书》。后来,各地又接二连三出现了古《尚书》,由于都是用先秦小篆字写成,统称为“古文《尚书》”;西汉末年,刘歆将它整理编成34篇。

  从此,汉代的儒学便分化成了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和政治派别,研究“今文尚书”等经典的称今文经学派,研究“古文尚书”等经典的称古文经学派。

  两派互相攻讦,各立山头,闹得不亦乐乎。两派的区别,不仅仅是书写文字和读法的问题,而是随着师承源流的不同,对经义的解释不同,政治地位也不同。

  今文经派把经文与谶纬迷信联系起来,使经学神学化,对经文的解说随意发挥,牵强附会,空虚繁琐。例如,有个叫秦恭的人,为解释《尧典》这两个字的篇名就写了一百多万言。这与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哲学,用几万字考证天国的猪进上帝花园是哪只脚先进去,以及一只针尖上能站几名天使,简直如出一辙。古文经派比较注重文字训诂,不凭空臆造,从实际出发阐明儒家的道理,显然比较进步。但由于官府把今文《尚书》定为正宗,立为官学,研究它成了一般知识分子跻身仕途、飞黄腾达的终南捷径。像东汉专治今文《尚书》的桓荣家族,三代连任五位皇帝的老师,煊赫无比。他家各代传授的弟子都数以千计,不少人做到卿相等大官。所以今文《尚书》风靡一时,人们趋之若鹜,古文《尚书》虽只是民间私学,却因为具有简要明了、思想犀利的特点,得到了很大发展,逐渐成为私学的主流。东汉时,大师辈出,贾逵、马融、郑玄等便是代表。在他们的倡导下,古文《尚书》在学术界日盛一日。三国时,今文《尚书》反倒无人问津了。

  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突然向朝廷献上一部据说是西汉经师孔安国注解的“真本”古文《尚书》,共58篇,其中除把伏生所传的28篇分成33篇外,又多出了25篇。这部来路不明的奇书传到唐初,唐太宗命令著名学者孔颖达修订,由政府颁印发行,成了唯一正统的读本,不但帝王臣僚学习它,科举考试也以它作为标准经典,一直沿用了一千多年。

  从北宋开始,直到南宋朱熹,宋人就已怀疑这部《尚书》中有赝品伪作。

  清初,经过著名考据学家阎若璩等人考证,终于真相大白,原来梅赜献的这部古文《尚书》除伏生所传的33篇(实为28篇)是真货外,其余25篇竟全是伪造的假古董!一千多年间高高尊奉的煌煌圣典被痛快地推翻,这是清代学者继北宋以来历代学者探索完成的一项杰出的学术成就。从此,学术史上的这桩大疑案铁证如山,判词铸定,人们再也不会以假当真了。只是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仍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本,阅读时需慎重甄别。

  佶屈聱牙的文献

  《尚书》今文28篇,上起传说的尧舜,下迄春秋中叶的秦穆公,时间约相当于公元前2200年至公元前600 多年。涉及内容相当广泛,既反映了当时重要的历史事件,也反映了古代的社会制度、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等方面的情况,还有自然科学方面如天文、地理、土壤、物产、农业等内容。由于《尚书》是商周时代形成的历史文献的孑遗,其后的两千多年中,又长期作为政治哲学经典被尊奉着,整个封建时代的重要历史活动往往为它的思想所左右。因而,对于研究我国古代的历史以及政治思想、语言、文字、文学、哲学、神话、社会生活、自然科学等等,它都是弥足珍贵的重要资料。

  从文章的体裁来讲,《尚书》属于散文,但其风格不仅和秦汉以后的散文差别很大,就是和秦汉以前的散文如《左传》、《国语》等相比也很不相同,自古便以古奥难懂著称。唐代著名学者韩愈在评论《尚书》时指出“周诰殷盘,佶屈聱牙”,准确地概括了《尚书》在语言上结结巴巴、晦涩拗口的特点。人们往往一提《尚书》,就想起韩愈的这句话。

  《尚书》篇章是按虞、夏、商、周四代顺序编排的。将全部内容综合起来分析,可以归纳成三组。第一组是关于尧、舜、、皋陶、启等人的远古历史传说,如尧禅位给舜,治水,禹的儿子启征伐诸侯有扈氏等等;第二组是关于周朝建国初年的重要文献,尤其重点地反映了周公旦的活动,包括武王伐纣、周公摄政、周公东征、还政成王等等;第三组是一些零散孤立的档案,所属时代不同,各篇只涉及某一事件,和其他篇章没有直接关联,如商王盘庚迁都于殷时告谕臣民的讲话等。

  《尚书》各篇的文体也不尽相同,大多数篇章是“记言”,但也有些属于“记事”或“记言兼记事”。大致可分为六类:第一类是“典”,即经典之意。

  如《尧典》记载尧、舜的事迹和言论,古代史官认为这篇文献应当受到人们尊重,所以奉为经典。实际上“典”并非当时的实况记录,而系后代人追叙。

  第二类是“谟”。“谟”读音和字义都与“谋”相通,“谟”就是“谋议”的意思。如《皋陶谟》说的是舜、禹、皋陶等人彼此问答、谋议政治的谈话。

  第三类是“训”,即教训、告诫。如原有的《伊训》据说就是商朝大臣伊尹教训商王太甲的话,但此篇已佚,我们能看到的《伊训》是伪书。另有《高宗肜日》一篇是记载大臣祖己教训商王的话,也属于“训”。

  第四类是“诰”,意思是诰谕。无论从口头上或用书面告谕别人都叫做“诰”。

  《尚书》中的“诰”大多是上级对下级的指示或统治者对臣民群众的讲话,占全书的半数左右,是书中最重要的部分。由于多是记录讲话者的口语,也最为难懂。

  如《盘庚》记载盘庚告谕臣民服从迁都于殷的行动,《康诰》记载周公教导弟弟康叔如何统治被征服的殷人,还有戒酒的《酒诰》,不要贪于逸乐的《无逸》等。

  第五类是“誓”,一般是指出兵征伐时或交战前所宣布的誓师词。如商汤时的《汤誓》,周武王伐商纣王时的《泰誓》、《牧誓》等,词句多半简短、有节奏、有韵律,颇像我们现代的口号。

  第六类是“命”,即君主奖励或赏赐某个臣子时宣布的命令。如《文侯之命》就是周平王对晋文侯发布的一道奖令。

  《尚书》中所有的文献大体上都包括在上述六种文体之内,我们通常便用“典谟训诰之文”来代表整个《尚书》。

  《尚书》各篇中名气最大的是《禹贡》、《洪范》。

  《禹贡》全文1194字,说的是大禹完成治水大业后全国的地理极作用。

  它使全民族产生了一种共同的心理素质,感到全中国本来就是大一统的,我国的疆域一向就是始自九州疆域的。例如唐代安史之乱时,诗人杜甫就曾在《诸将》的诗句中叹息道:“沧海未全归禹贡,蓟门何处尽尧封!”抒发了对领土分裂的扼腕痛心。人们——包括日本的文献都常常把“禹域”作为华夏大地的代称。

  《洪范》是研究我国古代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的重要文献。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它是商朝贵族箕子答复周武王问天道的言论。关于《洪范》产生的时代,有多种说法,较多的人认为产生于战国。“洪”的意思是大,“范”的意思是法。“洪范”就是统治大法。它分九个部分,称为“洪范九畴”(即九种大法)。主要思想是根据天的意志和水、火、木、金、土五行相生相克学说来解释自然现象、人事吉凶和政治等级制度。如文章开头,武王问箕子:上天保佑下民,监视他们的行事,它的秩序如何,我还不大明白。箕子回答:我听说从前鲧用土阻塞洪水,违反“五行”中水的特性,上帝震怒了,不给他洪范九畴,世界的正常秩序破坏了,鲧也被杀死。禹继承鲧的事业,上帝赐给他洪范九畴,才恢复了世界的秩序。从这段问答可以看出,《洪范》认为世界万物和社会秩序都是上帝所安排的,明显地带有宗教神学的色彩。但在这一宗教外衣之下,也透露了人们对于事物客观属性和规律的认识。例如,九畴中的第一项是“五行”,即水、火、木、金、土,“行”原义是街衢道路,引申为构成世界不可缺乏的元素。《洪范》对五种物质形态的性质和作用作了概括的说明,认为水有润下的性质,产生咸味;火有炎上之性,产生苦味;木有曲直之性,产生酸味;金有被熔铸之性,产生辛味;土能用来耕种,产生甘味。这些论点中已有原始的唯物主义的萌芽,因为它把客观存在的物质看成真实的东西,而且意识到人的味觉是从与外界的五种不同物质的接触中得来的。“五行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它既对后来的朴素唯物主义影响深远——如《管子》就认为水是万物的根源;又成了天人感应神学观的依据——如东汉史学家班固汇集董仲舒等人用五行休咎学说所牵强附会的许多历史资料,写了汉书中的《五行志》,成为中国历史哲学中支配人们思想二千多年的完整地宣扬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巨著。从此历代正史几乎均有《五行志》,都是先引《洪范》的一段文字,然后记录灾异,论断史事,以致成为整个民族、整个社会看待宇宙、历史、人生的指导思想。

  此外,《尚书》诸篇中,还从不同角度反复强调了“敬德保民”的思想,认为“德政”是上天意志的体现,只有推行德政,上帝才不会断绝天子的大命,并使他永保大命,同时也只有行德政,才能获得民的拥护。文王由于有德才开创了周朝,纣王因为失德才招致商朝灭亡。德是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敬德就是敬天,就是保民;要保民必须明德慎罚,不要过分依赖暴力和屠刀。

  这些观点后来成了“民本”思想和“德威兼施”、“宽猛相济”政治哲学的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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