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月第一人阿姆斯特朗

  尼尔·奥尔登·阿姆斯特朗 (Neil Alden Armstrong) 1930年8月5日生于俄亥俄州瓦帕科内塔。1955年获珀杜大学航空工程专业理学硕士学位。1949-1952年在美国海军服役(飞行驾驶员)。1955年进入国家航空技术顾问委员会(即后来的国家航空和航天局)刘易斯飞行推进实验室工作,后在委员会设在加利福尼亚的爱德华兹高速飞行站任试飞员。1962年至1970年在休斯敦国家航空和航天局载人宇宙飞船中心任宇航员。1966年3月为“双子星座-8”号宇宙飞船特级驾驶员。1969年7月20日,美国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和巴兹·奥尔德林乘“阿波罗”11号飞船首次登月。
  在成为宇航员之前,阿姆斯特朗曾是美国海军的飞行员,曾参与过朝鲜战争。他后来在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 for Aeronautics,NACA)担任试飞员,飞行时间超过九百小时。作为试飞员,阿姆斯特朗飞过F-100“超级佩刀”A型和C型、F-101“巫毒”以及F-104“星”式战斗机,他飞过的其他机型包括X-1B型、X-5、X-15、F-105“雷公”、F-106“三角标枪”、B-47“同温层喷气”、以及KC-135“同温层油船”。距离阿波罗11号登月点五十千米的阿姆斯特朗环形山就是以阿姆斯特朗的名字命名的。
  尼尔·阿姆斯特朗-早期阿波罗计划
  1967年1月27日,阿姆斯特朗与戈尔登·库勃、理查德·戈尔登、吉姆·洛威尔和斯科特·卡彭特一道在华盛顿参加了《外空条约》(Outer Space Treaty)的签署仪式。晚上6点45分,卡彭特去了机场,其他四人返回了酒店。在酒店的电话留言里他们得知了阿波罗1号的大火以及维吉尔·格里森、爱德华·怀特和罗杰·查菲牺牲的消息。四人留在了酒店内,一晚上都在谈论这次事故,借酒浇愁。
  1967年4月5日,阿波罗1号调查报告被公布的当天,阿姆斯特朗和其他十七名宇航员与迪克·斯雷顿开会。斯雷顿首先宣布:“首次登月的宇航员人选将从这间屋子里产生。”尤金·塞尔南后来回忆,阿姆斯特朗对这句话没有什么反应。对于阿姆斯特朗,这句话并不意外——当时在场的宇航员都参加了双子星计划,首次登月的人选只能从他们之中产生。斯雷顿谈到了计划中的任务,并将阿姆斯特朗安排到了阿波罗9号的替补团队。阿波罗9号当时是一次在远地轨道中测试登月舱的任务。由于登月舱的制造进度远远晚于预期,阿波罗8号和9号的人选被互换。按照宇航员的轮换制度,阿姆斯特朗将担任阿波罗11号的指令长。
  为了使宇航员们熟悉登月舱的操作,贝尔飞行系统公司(Bell Aerosystems)生产了两部登月试验机(Lunar Landing Research Vehicles),日后被改装成了登月训练机(Lunar Landing Training Vehicles)。这两台机器能够模拟月球表面相当于地球六分之一的重力,使宇航员们能够提前适应登月舱的操作。1968年5月6日,阿姆斯特朗在训练时,登月训练机在约30米高度突然失灵,他发现训练机即将坠毁后使用弹射座椅跳伞逃生。事后研究显示,阿姆斯特朗如果晚0.5秒逃生,他的降落伞就没有足够时间完全打开。阿姆斯特朗并没有受重伤,只是咬到了自己的舌头。虽然几乎丧命,但阿姆斯特朗依然认为登月训练机对于模拟登月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阿波罗8号环绕月球后,1968年12月23日,迪克·斯雷顿安排阿姆斯特朗(阿波罗8号的替补指令长)担任阿波罗11号的指令长,登月舱驾驶员是巴兹·奥尔德林,指令舱驾驶员是迈克尔·柯林斯(Michael Collins)。在一次直到2005年阿姆斯特朗的传记中才公开的会议中,斯雷顿询问阿姆斯特朗是否需要将奥尔德林换成经验更加丰富的吉姆·洛威尔。考虑了整整一天后,阿姆斯特朗觉得保留原来的安排,不仅因为奥尔德林完全可以胜任,洛威尔也配得上他自己的一次任务。在登月的三名宇航员中,登月舱驾驶员被非正式地排在第三位,阿姆斯特朗觉得让双子星12号指令飞行员洛威尔在自己的团队里排第三实在是无法解释。
  围绕着阿波罗11号的一个小争议就是登月后谁第一个迈出登月舱,踏上月球。起初,奥尔德林认为他应该在先;双子星计划中的太空行走都是由飞行员执行,指令飞行员留在航天器内。指令飞行员在航天器中有许多责任,再增加舱外活动的训练会影响其他工作。
《阿波罗——月球远征》一书中(Apollo - Expeditions To The Moon),作者罗伯特·谢罗德(Robert Sherrod)写了“登月的人”("Men For The Moon")一章,介绍了奥尔德林的顾虑,还提到在模拟训练时,奥尔德林模拟率先离开登月舱必须爬过阿姆斯特朗才能到达舱门(登月舱舱门向内侧右边开,位于右边的登月舱驾驶员先出去非常困难),登月舱模型也因此被损坏。书中还提到斯雷顿曾说过:“……第二,哪怕只是在方案层面,我也觉得应该是指令长先出去……我发现他们原来的安排之后立刻就改过来了。鲍勃·吉尔鲁斯也同意。”
  很可能是1969年3月,斯雷顿、吉尔鲁斯、洛和飞行任务中心主任克里斯·克拉夫特(Chris Kraft)在一次会议中决定阿姆斯特朗将第一个离开登月舱并踏上月球。1969年4月14日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中,阿姆斯特朗第一个登月的原因是登月舱的设计。这四名决策人最初并不知道舱门设计的问题,这次会议直到2001年克拉夫特自传的发表才为人所知。
  1969年7月16日,阿波罗11号即将发射时,阿姆斯特朗收到了一份来自发射台负责人冈特·文特(Guenter Wendt)的礼物——一个聚苯乙烯做的月牙。文特说这是月球的钥匙。作为回赠,阿姆斯特朗给了文特一张“两个行星之间有效”的“太空出租车”票。
  尼尔·阿姆斯特朗-首次踏上月球
  航空航天局的正式任务计划安排两位宇航员在走出登月舱前先休息一会儿。两人都不是很累,于是阿姆斯特朗询问是否可以将月表行走提前到(休斯敦时间的)傍晚。准备停当,登月舱被减压,舱门打开,阿姆斯特朗缓慢地扶着梯子走下了登月舱。1969年7月21日凌晨2点56分(UTC),阿姆斯特朗的左脚踏上了月球,并说:
  这是一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
  (That"s one small step for man, 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
  阿姆斯特朗在这句话中漏掉了一个字母“a”(one small step for a man),使句子不通:单独的“man”往往指的是“人类”而不是“个人”。阿姆斯特朗事后承认他有时会漏掉个别的音节,但他也“希望历史允许我犯下这个小错并意识到我当时不是故意漏掉的——虽然我也可能只是发音很轻。”
  有证据显示阿姆斯特朗的确说了这个“a”。澳大利亚程序员皮特·山恩·福特(Peter Shann Ford)通过数字分析后发现,当时阿姆斯特朗确实说的是“a man”,但当时通讯设备的限制使这个“a”没被听到。福特没有把这个发现刊登在严肃的科学期刊上,而是放在了他的个人网站中。不过,身为奥本大学(Auburn University)教授的福特和阿姆斯特朗的授权传记作者詹姆斯·汉森(James R. Hansen)把这一发现报告给了对这一问题也作过研究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关于是否有“a”的争论被语言学家大卫·毕佛(David Beaver)和马克·利伯曼(Mark Liberman)发表在《语言日志》博客(Language Log)上。阿姆斯特朗本人希望在句子中包括“a”,但用括号。
  “一大步”这句简单而又隽永的话只是着陆之后阿姆斯特朗大量思绪中的一件,并非事先想好的。阿姆斯特朗很清楚迈出第一步之后需要说点什么,所以提到“一步”似乎是个不错的开始。有假说称他有意识地借用了作家托尔金(J. R. R. Tolkien)的《哈比人历险记》中的一句话(“不是他个人特别大的一步,却是黑暗中的一步。”),或者是来自于航空航天局一位官员的一份备忘录。阿姆斯特朗否认了这两种说法。
  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的一句话其实是“我马上就要从登月舱上迈开了”,之后他转身,踏在了月球表面上。此时,美国之音正在转播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信号,当时全世界约有四亿五千万人在关注着这一瞬间 。
  阿姆斯特朗迈出第一步后十五分钟,奥尔德林也踏上了月球,成为了第二位踏上月球的人类成员。他们开始测试人类在月球上行走的可行性。一开始他们还掀开了登月舱梯子上登月纪念牌的遮盖物,并在地上插了一面美国国旗。这面国旗的顶端有一根铁丝,使旗子在无风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展开。由于铁丝没有被拉直,国旗之前也一直是被折叠起来的,所以看起来似乎是有风在吹一般。地面上关于是否应该插国旗曾引起争论,阿姆斯特朗认为这不是一个大问题。迪克·斯雷顿曾告诉阿姆斯特朗他们会收到特别的通讯,但没有说信号那一头会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
  对于阿波罗11号在月球上的大量照片只有五张包括阿姆斯特朗这一点,奥尔德林解释说这是插完国旗后尼克松的电话所致。总统与阿姆斯特朗交谈了足足五分钟,而这正是计划中要给阿姆斯特朗拍照的时间。任务计划的时间安排精确到分钟,一旦错过便不会有机会补救。
  将早期阿波罗科学实验包安装完毕后,阿姆斯特朗走到了登月舱60米外的地方,后来被命名为东环形山(East Crater)。这是两人在月球表面最远的活动距离。阿姆斯特朗的最后一个任务是把一个纪念牌放在月球表面上,以缅怀为航天事业牺牲的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弗拉基米尔·科马罗夫以及阿波罗1号的三位宇航员查菲、格里森和怀特。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在登月舱外的时间约为两个半小时,是六次登月任务中最短的一次。之后的月表行走时间逐渐加长,到阿波罗17号时达到21小时。
  尼尔·阿姆斯特朗-返回地球
  回到登月舱后,舱门被关闭,舱内重新加压。在准备重新起飞时,两位宇航员发现他们不小心折断了一个断路器开关。如果无法修复,登月舱无法点火。奥尔德林使用一支圆珠笔进行连接,登月舱得以点火。奥尔德林仍然保留了这支救了他们命的圆珠笔。登月舱的起飞部分带着两位宇航员进入月球轨道,与指令舱重新对接,返回地球。
  为了保证宇航员们没有在月球上感染某种未知疾病,三人返回后被隔离了十八天。之后三人被派到世界各地进行了一次四十五天的“伟大的一步”(Giant Leap)访问。阿姆斯特朗之后在鲍勃·霍普(Bob Hope)的劳军联合组织(United Service Organizations,USO)活动中亮相,回答士兵们的一些问题,消除他们的反战情绪。一些小报曾编造出阿姆斯特朗和一道参加劳军联合组织的女演员柯妮·斯蒂文斯(Connie Stevens)产生感情的故事。
  1970年5月,阿姆斯特朗藏在苏联参加第十三届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Space Research)会议。从波兰抵达列宁格勒后,他又来到莫斯科,拜访了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阿姆斯特朗是西方世界第一个见到图-144超音速客机的,并到尤里·加加林太空人训练中心。训练中心对他来说有点“维多利亚风格”。一天的游览结束后,阿姆斯特朗很吃惊得看到了联盟9号发回的画面。阿姆斯特朗对这次任务毫不知情,虽然执行任务的宇航员阿德里安·尼科拉耶夫的妻子瓦莲京娜·捷列什科娃负责招待阿姆斯特朗。
  后续
  阿波罗11号任务后不久,阿姆斯特朗宣布他不会再次进入太空。在高级研究办公室(Office of Advanced Research and Technology)担任副主任十三个月后,1971年8月,他从航空航天局辞职,在辛辛那提大学(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工程系担任教授。
  阿波罗11号后,阿姆斯特朗使用任务中的许多飞行经历代替了极超音速飞行模拟的毕业论文,获得了南加州大学的硕士学位。而他在多个大学(包括母校普渡大学)中选择规模较小的辛辛那提大学的主要是因为不想引起同事的反感;他不想因为自己学位不高而直接担任教授让其他人不满。阿姆斯特朗在辛辛那提大学的正式头衔是空天工程学教授。八年后,由于个人原因以及对学校逐渐改为公立大学的不满,阿姆斯特朗辞职。
  阿姆斯特朗曾在两次太空事故后负责调查。1970年的阿波罗13号返回后,他被分在埃德加·科特莱特(Edgar Cortwright)的调查小组中,给除了任务的准确时间表。他个人反对重新设计引起爆炸的氧气罐。1986年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灾难后,罗纳德·里根总统安排阿姆斯特朗担任罗杰斯委员会的副主席,负责调查任务的操作部分。
  商业活动
  1971年从航空航天局退休后,阿姆斯特朗谢绝了许多企业聘请他担任代言人的邀请。第一家成功邀请他的是克莱斯勒汽车公司。阿姆斯特朗从1979年1月开始为克莱斯勒代言,同意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个企业在工程方面有很大的比重,当时的财政状况也不是很理想。他还担任了美国银行家联合会(Bankers Association of America)等公司的代言人。阿姆斯特朗只接受过美国企业的邀请。
  阿姆斯特朗还曾在马拉松石油(Marathon Oil)、里尔喷气机公司(Lear Jet)、塔夫脱传媒(Taft Broadcasting)、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以及锡奥科尔(Thiokol)等公司的董事会任职。在罗杰斯委员会任职调查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灾难期间,阿姆斯特朗调查过锡奥科尔生产的火箭推进器。2002年,他从EDO有限公司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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