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欧洲的撒旦-阿道夫·希特勒(3)


  纳粹大屠杀
  1941年初,纳粹决定全面屠杀犹太人。不过受到传统的反闪族教育影响,企图隔离犹太人的观念早已根深蒂固,最明显的例子则是在1930年代末期,纳粹展开的一连串控制犹太人行动。 1930年代,德国开始解雇所有担任公职的犹太人,并禁止他们参加活动集会。隶属奥地利中央的犹太人移民署,在1938年则强迫四万五千多名犹太人迁离家园。德国及捷克也用同样的手法强迫犹太人移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约有四十万名犹太人被迫移民,但还是有四十万名犹太人沦入纳粹统治。
  战争爆发,波兰西部另外二百万名犹太人也难逃纳粹魔掌,并且被迫戴上代表特殊身份的标志。东欧地区的犹太人则都被集中到隔离区(犹太区)居住。至于其他遭到纳粹占领的西欧国家中的犹太人,也难逃隔离命运。
  犹太人被集中或隔离,财产也会遭有系统地侵占,像是弃置的公寓连同来不及带走的东西都会遭到查封,银行帐号被冻结,流亡者随身携带的贵重物被没收。纳粹党人就连被杀的犹太人都不放过,甚至搜刮屍体上所有可能有用的东西。
  犹太人在遭受纳粹对付期间,也曾想尽办法维护生存意义与生命安全。但是由于犹太人零星分散在全欧洲,而且缺乏领导人物,自卫力显得相当薄弱。此外,他们所面对的却又是一部以德国军队为后盾、效率高,又决心“彻底解决犹太问题”的政府机器,让双方的力量有如天壤之别。
  纳粹政权除了军事武力,还拥有一种效率十足的工具-盖世太保(Gestapo,即秘密警察)。1939年,纳粹政权在盖世太保之下,成立国家公安署,由Heydrich控制。负责处理“犹太问题”的Adolf Eichmann部门便在国家公安署的管理下,将魔掌伸向纳粹统治区的每个角落。不只是犹太人无法对抗这一部政府机器,欧洲其他地区的人民、政治家、游击队、以及地下组织都无法与之抗衡。
  事实上,欺压犹太人的不只是纳粹政权,意识型态的影响更具有决定性。面对纳粹政权,非犹太裔的欧洲人可以选择与纳粹勾结、对抗、或是不予理会(大多数非犹太裔人的选择)。但犹太人就算是选择勾结或屈从,还是会被仇视。
  在这种环境中,犹太人只能得到极少数来自邻居个人或社区的援助,因为即使反对纳粹,仇视犹太人的传统,还是让一般人不愿伸出援手。因此,纳粹主义的意识型态、德国政府的本性、受德军控制的地理环境、以及犹太人与其欧洲邻人的历史渊源,织成了一张欧洲犹太人难以逃脱的天罗地网。
  犹太区
  纳粹政权为了将“犹太病菌”和社会其他部分全面隔离,于是将犹太人拘禁到称为犹太区(ghetto)的特定区域。从历史角度看来,犹太区是东欧犹太人从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自由,步向被屠杀命运的过渡期。也就是因为犹太区,纳粹才更有办法将数百万犹太人依序送进死亡集中营。
  把犹太人集中隔离在犹太区的想法,在1938年的“水晶之夜”事件后萌芽,而在德军入侵波兰后不到一年时登上高峰。根据估计,当时纳粹占领区中共有两百万犹太人,住在城镇或乡下的犹太人,则通通被迁往大城市中的犹太区。
  Heydrich 在1939年9月21日对机动死亡部队军官进行演说时就表示:“将犹太人迁往大城市的决定,乃基于整体治安考量,似乎有必要同时发布命令,严禁犹太人出入某些地区;并基于经济理由,在犹太区实施宵禁”。
  犹太区的生活是由一个犹太委员会(Judenrat)负责组织和管理。犹太委员会管理的范围涵盖犹太区的金融、卫生、产业和工艺等等,不过有些工作是委员会主动要求,以便维持犹太社区的整体运作。
  犹太区里的日常生活其实相当艰苦,食物完全仰赖德国政权配给,持续不断的饥饿更影响里面每个人的思想行为。另外,尽管每块空地都有人栽种蔬果,黑市交易或靠行贿取得食物的情形相当盛行,新的经济阶级和经济犯罪,也屡见不鲜。
  犹太区另一项特色是拥挤。华沙犹太区的面积,只占整个城市面积2.4%,不过里面却住了30%的华沙人口。至于好几个家庭挤在一间公寓里的景象都相当常见。而受到疾病及传染病的影响,犹太区的死亡率也居高不下。
  一般而言,有些人在遭受压迫时便会产生自杀念头,但犹太区内并没有这种气氛;相反地,犹太人却表现出坚定的求生意志及绝佳的创意。在每个犹太区内,犹太委员会及居民委员都会公正地推动福利、互助的工作,让人轻而易举的察觉他们想要维护特殊犹太族群的形象。至于犹太会堂在心灵提昇和作为聚会场所两方面,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由于纳粹的压迫,集中营的生活是一项奋力求生的宣言。正如华沙犹太区拉比Isaac Nissenbaum所说:“从前,我们的敌人向我们索讨灵魂,犹太人献出身躯,为崇敬上帝;现在,我们的压迫者索讨犹太人的躯体,因此犹太人有责任抵抗,来保卫自己的生命。
  大屠杀
  纳粹统治初期,尚未决定以谋杀的方式解决“犹太问题”,但“水晶之夜”事件(Kristallnacht, 9-10/11/1938)爆发后,用激进办法处理“犹太问题”的想法也首度出现。Georing 就表示:“由于最近德国势必被卷入国际冲突中,我们德国人毫无疑问必须率先并优先思考,如何彻底解决境内的犹太人”。几星期后,希特勒也公开恫吓:“如果欧洲内外国际金融界的犹太人,胆敢把德国再卷入另一次世界大战,后果将是欧洲犹太人的绝种。”
  尽管犹太人遭受的迫害,随着德国入侵波兰而日趋激烈,他们在这段期间还是能离开德国占领区。不过到了1941年2、3月间,纳粹决定对俄国“布尔什维克-犹太人”作战,也决定灭杀犹太人的原则。
  至于杀害犹太人的手段,则有两种主要方式。首先,纳粹利用机动死亡部队杀害驻军附近的犹太人。1941年6月起,驻紮在占领区的德军从就苏联逮捕杀害了将近一百五十万名犹太人。另一种手段则是设置死亡集中营来处决远地运来的犹太人。像是查莫诺、奥斯比次、伯肯纳等地,都有类似的营区。而集中营里则设置了伪装成淋浴室的瓦斯室、生火大队、掩埋坑、火葬炉等设施,作为歼灭犹太人的工具。根据估计,大约有四百万犹太人都命丧这些集中营里。为了执行这场规模空前的大屠杀,纳粹还在国家公安署总部下,设立了一个行政单位,Adolf Eichmann的部门便设在此单位中。设定遣送集中营人数配额、火车及人员的调度、以及跨国界的协调等工作,都是由这个庞大的官僚网操控。纳粹也发展了一些官僚暗语:“遣入铸模”和“迁居”就是把犹太人送到死亡集中营;“特别待遇”指的则是杀害。不过纳粹也创造了“免于被遣送团体”的概念,让一些犹太委员会工人,或在军工厂等单位工作的犹太人能有一线生机的盼望。
  至于被杀的犹太人,都是在突击行动中遭到大批围捕。纳粹党人不是包围一个特定区域,逮捕其中的犹太人,就是以工作令的方式,强行带人,再用火车或卡车将被逮捕的犹太人载往死亡集中营处决。
  在这场谋杀行动中,残暴及酷刑随处可见。犹太人被集中到一个地区后,就会遭到挨揍、羞辱、并被恶狗攻击,然后再被塞进挤得水泄不通的卡车,载往集中营。到了目的地,他们还得接受更加残酷的暴行对待。
  有两项证词可证明这些暴行:“我们去的地方是特雷部林卡。到了以后,眼罩才可以取下。军营屋顶上站着荷枪实弹的乌克兰人。地面死屍遍野,有些穿着衣服,有些赤裸。脸部因惊恐、害怕而扭曲。身躯黑肿、眼神冷凝、舌头外吐、头颅破碎、屍体扭曲……我们无助地站在那里,觉得无法逃脱死亡得命运。”
  另一位波兰人也指出:“载着遭遣送犹太人的火车抵达玻璃工厂。随行的德国人命令犹太人下车,交出所有的钱及贵重物品,并脱光衣服。妇女哭得令人心碎,儿童及老人脱得只剩内衣裤。然后,骇人听闻的是整群人被赶到反坦克战壕,一旁的德军责举着机关枪或冲锋枪扫射。至于想逃的,也都遭到格杀。”
  拯救行动
  反闪族态度、犹太社区规模、对纳粹党的依赖程度、纳粹党对待俘虏的态度等等,都是决定犹太人是否获救,逃离纳粹魔掌的重要因素。尽管有些人与纳粹勾结,但也有许多人对不齿纳粹暴行,甘冒生命危险营救犹太人;而自由世界原本可对纳粹施压,阻挠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暴行,不过却都消极以对。
  不过在歼灭犹太人的“终极方案”实施前,就有人试图营救犹太人逃离纳粹统治地区。和德国人协商,并以赎金换取释放犹太人就是方法之一。这种办法的第一项协议,起源于犹太代办处在1933年8月和德国政府签署的转移(transfer)协定。这项协定,同意犹太人以出钱购买德国货交换移民巴勒斯坦。1938至1939年冬,双方就以类似协定为基础,谈判交换二十五万犹太人离开德国,但自由世界却未即时筹足金额。
  1942年,斯洛伐克的犹太拉比Michael Dov Weissmandel和负责犹太人遣送事宜的Eichmann代表Dieter Wisliceny达成协议。为了交换赎金,数千名斯洛伐克犹太人的遣送行动延后了两年。Weissmandel拉比曾试将“斯洛伐克经验”推广全欧,可惜功败垂成。
  1942到1944年,旅居巴勒斯坦的德国人和欧洲犹太人及锡安人交换,约八百名犹太人获救。1944年3月德国占领匈牙利后,Joel Brand 在Adolf Eichmann的指示下,前往伊斯坦堡,与巴勒斯坦犹太人代表团谈判,提议释放“一百万”名以匈牙利籍为主的犹太人,为东线战场上的德军换取物资。谈判耗时费日,大多数匈牙利犹太人却同时已遭遣送到集中营屠杀了。双方也曾在瑞典及瑞士接触,企图在纳粹德国投降前,继续拯救犹太人,却没有任何实质成果。
  在纳粹德国侵害犹太人期间,逃跑、偷运、或是躲藏变成营救犹太人主要的方法。大多数营救者是出于根深蒂固的信念及对受害者的同情,甘冒生命危险,为犹太人提供秘密庇护所的人。许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平主义者、以及虔诚的基督徒,都曾参与营救犹太人活动。据估计,大约有十多万名犹太人就是靠这种方法获救。
  值得一提的是,有几位非犹太裔人士的营救行动,成果丰硕。驻波尔多的葡萄牙领事Aristides De Sousa Mendes曾违反政府指示,在1940年核发给犹太人数千张入境葡萄牙的许可证。至于最了不起的非犹太裔营救者,莫过于 Raoul Wallenberg,因为他曾救出数万名匈牙利籍犹太人的性命。
  犹太人的反抗运动
  居住在其他德军占领区的欧洲人,在这场浩劫中则是扮演与德军合作或消极抵抗的角色,不过大多数犹太人选择的自由却遭到完全剥夺。即使那些蓄意勾结德军的犹太人,最后还是难逃一死。不过为了生存,犹太人还是必须奋力一搏,这种求生能力,的确延续了犹太民族的光荣传统。
  为延续犹太人自我认同,地下运动便应运而生。尽管遭到明文禁止,他们仍不时举办公共集会及祈祷会,组织通识教育及文化活动,或出版相关书报。这些活动的幕后都是由政治青年运动所主导,他们包括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非犹太复国主义者,是遣送及大屠杀期间为有组织、持续努力的核心。
  遭到逮补的犹太人想要藉由叛乱来逃离德军魔掌的机会微乎其微。犹太人被拘禁在犹太区中,受到严密监控,比其他人更难取得武器。而多数非犹太裔人士的地下活动才刚成型,一般也只有少数人胆敢参加反纳粹的地下活动。就算是在犹太区或单一犹太社区里,也无法预期每一个人都会参加行动,并能逃脱成功。
  维护社区福祉的责任,多半落在反抗军领袖的肩上。升起叛乱大旗,即意味着德军致命的反击,甚至是犹太社区的灭亡。如果放弃叛乱的想法,就还有一线生存希望。在最艰难的时候,他们还是期望德军战败时能有人幸存。就是这个想法,使拜亚里斯脱克犹太区的反抗军领袖Mordecai Tenenbaum Tamaroff(1916-1943)在1943年2月大规模“行动”持续前夕,决定放弃发动叛乱。
  尽管如此,德国对犹太人滴水不漏的封锁,还是让犹太人获救的希望很快就幻灭。1942年冬天,叛乱的想法再度浮现。这一次大家都是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态度。当时参与这项行动的一名义士就说:“我们的命运早已注定,我们只能选择死亡的方式”。另一名维尔纳犹太区的地下活动指挥官,同时也是诗人的Abba Kovner曾在1945年说:“我们想活在他们的记忆里。”
  与其他国家相较,犹太人实际起义的次数相当可观,比较著名的有华沙起义、以及拜亚里斯脱克纳尔可夫、贝德辛等地的起义。1943年,特雷部林卡和索比伯的死亡集中营,甚至也传出起义事件。几百名被迫焚烧屍体、负责分捡死者衣物的犹太人叛乱成功,进而逃出集中营区。另有几处劳工营也发生类似的事件。起初,这些行动根本没有成功的机会,但仍表现出猷太人对抗逆境的英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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