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德堡号”沉船宝藏之谜

  缄默的哥德堡号
  2005年12月,瑞典人历经10年、耗资3000万美元重建的“哥德堡Ⅲ号”从瑞典哥德堡启航开赴中国广州,铺开了一段空想之旅。二百多年前,同样是满载希望,“哥德堡号”劈波斩浪,沿着漫长的海上丝绸之路,超过遥远的时空,把瑞典哥德堡和中国广州这两座口岸城市牢牢毗连在一起。
  1745年9月12日,满载着中国商品的“哥德堡号”,在险些到达故里岸边的最后一刻,触礁淹没。东方的荣华、满船的瑰宝、水手的传说,一切都随着巨大的“哥德堡号”深埋海底,留给世人无限的谜团。
  对于瑞典人来说,中国实在是个遥远的国家。可是,在哥德堡险些人人都知道中国,人们对茶叶和瓷器的热情更是近乎虔敬。这种热情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两百多年前神秘淹没的“哥德堡号”。瑞典人创立了“哥德堡号”古船博物馆,耗时10年一斧一锤地用原始手法重建“哥德堡号”。可是,一艘古代的沉船在几百年后何以还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却要从头说起。
  “大航海时代”的产品——哥德堡市   1621年6月,方才从丹麦手中夺走了西海岸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右手一指,在斯堪的那维亚半岛西部的哥德河边,瑞典第二大城市——哥德堡市被恩准创立。
  相对于中国北方以“戈壁之舟”为特点的“丝绸之路”,中国南边也有一条以水路为主的“海上丝绸之路”,这条通商要道以广州、徐闻以及后来泉州等地为始发港和货品集散地,它不但通往天下各地,并且还能远及世界三大洋一些水边城镇。“海上丝绸之路”的名称是1887年德国粹者李希托芬首次提出的,自此险些举世公认是“戈壁之舟”和“沧海之舟”共同承载了中国两千多年对外来往的厚重历史。
  可是,到了16、17世纪,古老而富庶的中国却将自己关闭了。自从明朝开始颁布海禁以来,中国好像与大海隔绝了。明世宗颁布下令:“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对于和洋人做交易的海商,要施以严刑峻法。自当时起二百年间的中国,再也没有郑和下西洋的雄壮船队充当中国与世界各国商业文化往来的友好大使。清王朝对于西方商业的立场是警备、限制、加上封关自守,整个中国的沿海只有广州黄埔古港一个港口允许通商。
  欧洲此时却恰恰相反,进入了一个布满扩张历险的“大航海时代”。中国在他们眼中不但布满宝藏,并且神秘无比。惟一的出口广州更是无比的荣华,珠江上的船舶运行穿梭,就像伦敦桥下的泰晤士河一般忙碌不息。外国商船从这里把中国的茶叶、瓷器、丝绸等商品源源不停地运向欧洲以致世界各地。哥德堡市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后台下降生而且繁荣起来的。
  从建城开始,哥德堡市就注定是一座国际化的城市:最初的市政委员会由10个荷兰人、7个瑞典人和1个苏格兰人构成。哥德堡的初期定位是建设以荷兰阿姆斯特丹为模式的海港城市,不久后发展成为航海和商贸城市。瑞典的船队可以从哥德堡起航直驶大西洋,去往世界各地。瑞典的著名自然科学家卡尔·冯·林奈那时曾观光考查了整个瑞典西南部地域,做出过如下的描述:“哥德堡是瑞典王国最漂亮的城镇。它险些被垒墙、要塞和护城河所团团包围,城区被划成方阵型,街道齐整笔挺,堤岸河水相映照,两岸栽种的落叶乔木,交错出荷兰城市风情。”
  “哥德堡号”的老店主——瑞典东印度公司   瑞典东印度公司从1731年到1806年的75年间,也就是清朝乾隆年间,共派出37艘商船,完成了从瑞典哥德堡到中国广东的132次远洋航行,从“中国热”中攫取了大量财产。
  18世纪中叶,西方与中国的商业带来了巨额利润,葡萄牙、英国、荷兰等国纷纷成立从事对华商业的东印度公司,可是这些公司都在当局的庇护下进行把持商业,外人无从插手。当时,瑞典正处在所谓的“自由时代”,有了限制皇权的宪章,贸易行为获得庇护,关税水平也很是低。一些英格兰和苏格兰生意人就开始把眼光投向瑞典,拥有天然良港的哥德堡市当即成了这些冒险家的乐土。
  苏格兰贵族克林·坎贝尔是他们中最智慧的一个。他携巨资来到哥德堡,与本地巨贾尼古拉斯·萨格林和亨利·雪尼一拍即合,由具有不错上层关系的雪尼出面做当局的工作,终于在1731年获恰当局特许,成立了从事把持商业的东印度公司。根据协议,政府授予该公司独家与东印度地域(囊括好望角以东所有国家)从事商业的特权,每个协议执行期为15年左右。这是瑞典国王向外国投资公司签发的第一张商业许可令。在拿到许可令的当天,坎贝尔便迫在眉睫地举家迁往哥德堡筹集资金、建造大型商船,其速度和效率并不亚于当今的电脑网络公司。在18世纪20年月末,瑞典的全部海运商船只有480艘,但仅仅50年之后,数量便猛增到900艘,险些翻了一倍。其中,瑞典东印度公司新建的商船一艘跟着一艘下水,远航东方,极大地动员了造船业的发展,“哥德堡号”就是其中的一员。
  在那时的欧洲,中国正成为时尚和财产的代名词。人们对任何来自东方大陆的物品都趋附者众,惟恐落在时尚潮流背面。上等的宴席一定要用中国进口的瓷器才够雅致,豪门名士家中一定要有中国式的陈设家具,囊括园艺的风格都受到来自中国的影响。瑞典东印度公司总经理戈贝尔松说:“在18世纪,中国的好多商品比另外国家先进,那时瑞典传到欧洲的潮流就是穿着中国衣饰、用瓷器来用饭,所以中国的商品不用担忧卖不出好价格。”原瑞典东印度公司海员眷属卡斯腾·史凯尔也表示:“东印度公司兴盛时期,我家有50个亲戚在东印度公司当海员,都去过中国,3人死在广东。”此刻,在史凯尔家里还保留着祖先从广州带回来的家具。
  为金钱而降生的瑞典东印度公司,自然不会放过“中国热”带来的滚滚财产。瑞典东印度公司的第一批从中国返回的商船货品,拍卖之后的收入高达90万旧克朗,而上交国家的关税只有区区2000克朗,海关税率只有2.2‰,难怪和中国做交易是一项需要国王特别核准的把持性权威,它简直就是摇钱树!据称,瑞典东印度公司一条商船赚取的利润相当于那时瑞典天下一年的国内出产总值,东印度公司的发展可以说是动员了整个哥德堡的发展。很多王侯将相纷纷入股瑞典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成员成为显赫的身份标记。可是,老奸巨滑的坎贝尔深知,旁人的眼红会给公司招来祸害,因此他立下了一条规矩:每次商船从中国返回之后,一旦卖掉船上的货品,公司的所有账本一律烧毁,片纸不留。甚至董事会成员之间,也无法知道自己的合伙人赚了几许钱。也正是这一招,使得后来“哥德堡号”的淹没原由变得神秘莫测、无据可查,也许永远没有人能够探知其真相。
  “哥德堡号”淹没之后,瑞典东印度公司又建造了“哥德堡Ⅱ号”商船,后来淹没在南非。1813年,瑞典东印度公司封闭,大概它与世界上很多其他的东印度公司惟一的区别,也是哥德堡人最希望我们了解的历史就是:瑞典的东印度公司从来没有向中国贩运过鸦片。
  哥德堡号当年的航线图
  历经艰苦的中国之旅   坎贝尔深知,要实现去中国淘金的空想,就必需拥有最结实、最巨大、航速最快的船只。那时的瑞典在商船建造水平上堪称世界一流,无人可及,布满传奇色彩的“哥德堡号”就是其中的翘楚。
  那时的瑞典,仍是一个相对掉队的农业国家,自然经济仍旧是国家的底子所在。随着18世纪初期,瑞典在匹敌丹麦、波兰和俄罗斯的北方大战争中被击败,其疆域大大缩小,但与此同时,大量涌入的移民给瑞典带来了各类技能娴熟的工匠、生意人以及发明家,推动了整体的科技发展水平。在那时建造这样一艘大型商船无疑是项浩荡的工程,平日需要18个月的工期。但这一周期往往可以缩短,因为大量的分包商、木料商驻扎在船坞周围提供服务,从木材的购置到加工,已经有组织严密的供给体系为之运转。也就是在那个年月,瑞典降生了天才的船舶设计师弗雷德里克·查普曼,这一切都为“哥德堡号”的降生准备了前提。
  1738年,查普曼的代表作——“哥德堡号”正式下水。“哥德堡号”船体长40.9米,囊括牙樯在内的总长度是58.5米,水面高度47米,18面船帆共计1900平方米,可以载运400吨货品,堪称十八世纪的超级货船。虽然在瑞典东印度公司的船队中,它不是第一艘,也不是最后一艘,但这个登峰造极之作却是瑞典东印度公司的自大。
  第二年“哥德堡号”就开始了它的处女航——驶向遥远的中国,而且先后顺利地完成了两次远洋航行,带回了大量的中国货品。1743年,“哥德堡号”又开始了它的第三次远航。像往常一样,它在西班牙卸下木料、金属等本国特产,换取本地的白银。脱离西班牙之后,沿着非洲西海岸航行,用3个月的时间,直奔印尼的爪哇岛。
  “哥德堡号”的构造,在今天看来也仍是相当科学的。多半桅杆设在船的后部,这使船帆能最大限度地借用尾翼风来得到动力。但这种船帆系统的缺点是无法按照风向变化及时调整船帆。因此,天气和风向在远航中就变得至关重要。在整个航程中,水手们必需在区别的海疆,充分利用特定的季候风让船只根据既定航线航行。因此,在大西洋航线中,“哥德堡号”要借助强劲的亚速尔季候风一路向南,而在南极洲附近则要借助西风,到达印度洋之后,强劲的南风将会把船只送到印尼群岛。从西班牙到印尼群岛,平日要经历3个月炼狱般的航行,其中绕过非洲好望角的一段航程,尤其险恶。
  在持续几个月不靠岸的航行中,“哥德堡号”的各个部分都在狂风雨中受到区别程度的损坏,船上储存的淡水变得腐臭发黑,木桶里长满了蛆虫,但船长和海员都不敢有半点逗留,因为他们畏惧遭遇海盗的袭击,船身上架满了火炮也是为了防备海盗。
  长达数月甚至一两年的海上航行,没有足够的淡水是一大问题,那时好多海员以喝酒来取代喝水。船上养了一些家禽和牲口,高级海员有不错的伙食,但平凡海员就没有这么幸运。瑞典东印度公司高级参谋尤兰·乌勒芒说:“货监、牧师、船长等在一起用饭,他们用的餐具是很好的,并且随船还带着活的牲口——鸡、鸭、牛、羊,供他们享用。其他海员就吃得不好,没有水果,没有蔬菜。因为匮乏维生素而掉光了牙齿。”船员们常常挤在尾部舱室里,每日伴着猪羊睡觉,内急的水手们更是要把自己悬挂到前甲板外面处理问题,以免船上粪臭冲天。
  1743年8月29日,“哥德堡号”抵达印尼爪哇。按照随船牧师彼特霍尔莫兹的日志纪录,由于食物和淡水严重缺少,加上疾病的煎熬,船上已有21名水手丧生,在增补淡水和食物的同时还要招募新的水手。然而,当“哥德堡号”准备从印尼出发驶往中国时,海上的风向已转向了西南风。这表明,“哥德堡号”已经错过了季候风的节奏,它不得不在爪哇岛逗留了整整八个月,等待冬天刮起西北风,吹动它的船帆,将它带往冒险路程的目标地——中国广东。
  路过了单调乏味的海上跋涉,某一天的凌晨,水手们终于眺望到远处的琶洲塔,他们为此欣喜若狂,因为目标地广州就在面前。
  “哥德堡号”停泊在广州黄埔古港后,水手们忙于增补淡水和食物,而且实验广州人“饮早茶”的美好之处。生意人们顿时带着他们的白银奔向黄埔直街、十三行等多处集市,路过一番讨价还价,购回大批的瓷器、茶叶和丝绸,这些都是欧洲人最喜欢、最盛行的商品。三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哥德堡号”的船舱渐渐地装满了。1744年的冬季,“哥德堡号”从广州出发,开始返回它的老家——瑞典哥德堡港。谁也没有想到,这竟然成为它的灭亡之旅。
  百年之谜——“哥德堡号”的神秘淹没   在300年前的哥德堡市,每当远航船只归来,整个城市就会像节日一般欢腾。生意人们等候着财产,而航海的水手们则准备尽情享乐一番,然后醉醺醺地向旁人讲述海上的冒险故事,另有在中国的奇特经历。
  1745年9月12日这天,人们一大早就等待在海岸边上,远远地跟随着“哥德堡号”的身影。认识航道情形的领航员也已登上了“哥德堡号”,确保船只平安进港。很多小型船只开出口岸,陪同在它的左右,犹如浩浩大荡的仪仗队,八面威风。一切都顺利得近乎完美。
  然而,难以想象的一幕在人们面前呈现了——在口岸的入口处,“哥德堡号”莫名其妙地偏离了航线,驶进了著名的“汉尼巴丹”礁石区。刹那间,海水涌入船舱,“哥德堡号”慢慢在倾斜中下沉。附近的船只迅速赶来救助,可是一切已经无法挽回。在无数人恐慌的眼光下,它像后来的“泰坦尼克号”一样,带着巨大的身躯和满载的中国财产沉向海底。瑞典东印度公司应对沉船事故应当是不生疏的,何况现在“哥德堡号”就淹没在自己的家门口。由于周围众多的船只赶来救助,海员们全部脱险,无一身亡。可是,从瑞典出发时的120名海员现在只剩余了80个,有约莫40名海员因为缺乏营养、狂风雨和原由不明的热带疾病而死在途中。
  瑞典东印度公司当即急救和打捞了船上的货品。那些打捞上来的丝绸、茶叶等被晾干处置之后顿时拍卖售出。“哥德堡号”的货品中,虽然只有四分之一被急救了出来,但所卖得的价格,已经使瑞典东印度公司的股东们赚到了利润,连船的成本也捞了回来。可以想象,假如能成功返航,“哥德堡号”将会带来何等庞大的财产!船上的上万斤中国茶叶,就此留在了海底。后人就此写道:“汉尼巴丹海疆,从此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一只茶碗!”
  用“阴沟里翻船”这句老话来形容古风帆“哥德堡号”恐怕是比较贴切的。它3次来回于中国与瑞典之间,地球都被绕了好几圈,竟然在离哥德堡口岸900米处撞在清楚的礁石上淹没了,实在令人匪夷所思,这恰似一个征服了喜马拉雅山的爬山勇士竟然磕死在自己家门口的门槛上一样。于是,有关“哥德堡号”为何神秘触礁成了那时、也是直到现在依然使人津津乐道的话题。有一种说法是海员自沉。也就是说,船尚在半途,海员已经把船上的货品卖给了两个买主,为了避免丑行败露和逃避法律责任,只好自沉于口岸。另一种猜测是公司面对破产和倒闭,为了求得倒闭庇护,只好上演了一幕“苦肉计”。听说那时曾有司法参与,但调查了很长时间,结果仍是不了了之。除此之外,另有一种更有人情味的诠释,那就是:因为两年半的艰辛航行就要结束,海员们兴奋之余,大举庆贺。所以,全船上下喝醉了酒,无法正确控制大船的航线,最终导致触礁淹没。
  可是,由于东印度公司销毁了所有的账本,一切的假想都无凭无据。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也渐渐地对这些无据可查的推测失去了乐趣。只有一些热衷于探查沉船宝藏的冒险家,会在自己的探险目的中列出“哥德堡号”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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