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简史(5)


  印度民族大起义(1857~1859)
  1857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西方习惯称之为“雇佣军兵变”或“土兵起义”)是由爱国封建主领导的最大的一次民族斗争。这次起义是英国入侵印度后民族矛盾的总爆发,前后历时两年(1857年5月~1859年4月),波及北印度、中印度和南印度的广大地区。参加者除土兵外,还有广大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加速了印度历史的发展进程。这次起义是印度近代史上的重要转折点。起义之后,英国调整了对印度的殖民政策:印度政府的控制权从英国东印度公司转到英国女王手里;彻底改组了军队,增加了英属印度军队中英国兵的比重,并直接控制炮兵;对印度的土邦由兼并改为支持;加强了铁路、电报等的建设工作。 印度起义者大战英国殖民军
  1857年的民族大起义是印度民族斗争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在此之前是以爱国的封建主(包括爱国的封建王公)为领导的旧式起义或斗争,在此之后是以资产阶级为领导的新式起义或斗争。
  印度资产阶级启蒙运动 随着西方教育输入印度,19 世纪20年代印度出现了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成了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先驱,其杰出代表是R.M.罗易。印度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是结合印度教改革运动和资产阶级的政治改良运动进行的。
  19世纪20年代兴起的印度教改革运动,一直持续到 80年代,从本质上讲这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其目的是用资产阶级的神学世界观代替旧的神学体系,以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印度教改革运动始于孟加拉。1828 年罗易在加尔各答建立梵社,标志着印度教改革运动的开始。随着梵社领导人的不断变换及其日趋激进的观点,引起了梵社的分裂。1865年以凯沙布·钱德拉·森为首的一派退出梵社,另组印度梵社,原来的梵社称真梵社。
  1878年,以希·夏斯特里等为首的一批青年退出印度梵社,另组大众梵社。从60年代起,梵社运动从孟加拉扩展到马德拉斯和孟买,分别成立了吠陀社和祈祷社。70 年代,在旁遮普和北印度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宗教改革团体,即圣社。它是由达耶难陀·萨拉斯瓦蒂(1824~1883) 于1875年在孟买创立的。圣社同梵社在印度教改革的基本方面是一致的。他们都主张用资产阶级的理性原则即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检验宗教权威;以一神论代替多神论;以内心崇拜代替繁琐的仪式;主张积极行动,反对弃世遁世;提出资产阶级的伦理道德原则,改革旧的社会陋习。80年代,在孟加拉出现了以邦基姆·钱德拉·恰特尔吉为思想家的新毗湿奴运动。他重新解释了毗湿奴派教义,其主要特点是把民族主义思想引进宗教,把宗教看作是一个伦理体系和生活准则。继邦基姆之后,有罗摩克里希纳(1834~1886)的宗教改革学说。他在承认印度教传统形式的基础上,糅合各家学说,形成一个折衷的体系,成为以后宗教改革运动的指导路线。
  印度资产阶级的政治改良运动
  在进行印度教改革运动的同时,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主张,进行以局部改良为目标的政治运动。19世纪20~50 年代,运动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其主要标志是成立了4个地区性民族主义组织,即孟加拉的英属印度协会(1851)、孟买管区的德干协会(1851)和孟买协会(1852),以及马德拉斯的本地人协会(1852)。他们要求在印度逐步实行代议制;要求降低土地税和盐税,减少政府的行政、军事开支,发展民族工商业,兴办公共工程和交通事业,大力发展技术教育。19世纪60、70年代,资产阶级争取政治、经济改革的要求已逐步理论化,形成了一套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理论,如D.瑙罗吉和M.G.拉纳德提出了关于印度贫困和复兴道路的学说;在三大管区建立了一批新的、基础较过去广泛的区域性民族主义组织,如1870 年成立的浦那人民协会,1876年成立的印度协会,1885 年成立的孟买管区协会。在运动广泛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建立全印统一的民族主义者组织的要求。
  1885年12月28日,在孟买成立了全印统一的民族主义政治组织印度国民大会党,简称印度国大党。印度国大党的成立标志着印度的资产阶级民族改良主义运动已由分散走向统一,由地区性发展为全国性。但一直到20 世纪初,国大党的政治主张仅限于实行代议制;其经济主张也只要求保护工商业和固定田赋。1905年是印度民族运动由改良走向革命的转折点。从那时起至1947年印度独立,经历了4次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潮。历次民族解放斗争以和平斗争为主,间以暴力斗争。
  第一次民族解放斗争高潮(1905~1908)
  这次斗争的直接原因是反对英国分割孟加拉。国大党温和派领导人最初和极端派领导人一起发动和领导运动。以B.G. 蒂拉克为首的极端派在运动兴起后,就提出“斯瓦拉吉”、 “斯瓦德希”,抵制英货和民族教育4点纲领,力争把运动引向革命道路。在极端派的影响和压力下,1906年国大党加尔各答年会通过了以这4点为内容的斗争纲领。1906 年运动扩展到全印。1907年运动继续发展。英国殖民当局实行分化瓦解政策,一面打击极端派,一面拉拢温和派。温和派在1907年国大党苏拉特年会上制造分裂,把极端派排除出国大党。国大党的分裂有利于英国殖民当局的镇压。1908年运动被镇压下去。(见印度民族独立运动(1905~1908)) 
  第二次民族解放斗争高潮(1919~1922)
  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和В.И.列宁的民族自决原则推动印度民族运动进入更高阶段。印度人民大众在战争年代遭受惨酷压榨。殖民统治者依靠武力镇压保持政权。资产阶级力图争取民族运动的领导权。国大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始终支持英国,希望换取战后的印度自治。大战结束后,殖民政府不仅继续执行战时军管法令,而且还增订了新的镇压法案,即罗拉特法。1919年2月间,M.K.甘地发动和平抵抗运动并号召于4月6日举行总罢市反对新的镇压法案。4月13日发生阿姆利则惨案,民情激昂。从此,甘地转变对英国的态度,由基本合作转向基本不合作,并于1920年改组国大党,使之成为有群众基础的资产阶级的现代政党。同年国大党通过新的斗争目标:“使用和平和合法手段争取自治”,代替过去使用宪法手段争取在帝国范围内的殖民地自治。从1921年底到1922年2月 12日,甘地亲自领导群众运动,组织国民义勇团抵制英布。政府继续镇压,1922年初在押政治犯高达3万余人。当年,人民群众自行发动抗税斗争。甘地表示反对,指示群众按时纳税,并于2月1日给总督发出最后通牒,限期释放政治犯,过期不放,将再次发动和平抵抗运动。但因北方邦农民捣毁警察局,甘地于2月12日停止一切活动。从此,民族斗争蛰伏5年。
  第三次民族斗争高潮(1928~1930)
  20年代和30 年代印度工人阶级已经有了比较健全的组织,城市人民群众也有了较高的斗争信心。因此,在这个时期的宪法问题的争论中,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1927年底J.尼赫鲁从欧洲回国。同年国大党作出决议:以完全独立为斗争目标;抵制英国的西蒙调查团;国大党加入国际反帝联盟;尼赫鲁和S.C.鲍斯先后任国大党总书记。1928年孟买工人在抵制西蒙调查团的罢工运动中显示出工人阶级的力量。在1930年这一年,吉大港人民群众袭击当地的兵工厂;白沙瓦群众占领城市10 天,士兵抗拒军官的开枪命令;绍拉浦尔纺织工人占领城市一周,并建立起自己的行政机构。
  柄大党被英国政府纠缠于宪法谈判。甘地再次亲自领导大约持续3个月(1930年2月~5月5日)的和平抵抗运动。在这个时期里,甘地组织了反盐法运动。他坚决反对一切自发的群众斗争。甘地所领导的反盐法和平抵抗运动于4月6日开始,5月5日因甘地被捕而中止。
  在这次民族斗争高潮中,英帝国主义使用比过去更阴险更残酷的手段来破坏印度的民族团结。政府首先发表印度总督的《欧文宣言》(1929年10月31日),从而引起民族运动内部的思想混乱。接着于1930年3月10日逮捕工人领袖31人,关押在密拉特监狱达4年之久。还利用 3次伦敦圆桌会议,向全世界暴露印度民族运动内部的分歧,迫使印度接受英国的仲裁。在宪法谈判期间,则积极进行更大规模的镇压。从1930年6月到1931年3月被判刑的和平抵抗者达9万人;到1933年3月底在押政治犯达 12万人。这次斗争高潮起于1928年初,止于1930年5月。持续约26个月。
  第四次民族斗争高潮(1945~1946)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印度的民族斗争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紧密结合,成为世界人民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人民的民族意识和阶级觉悟空前提高。1945年印度出现印度教徒与伊斯兰群众一致行动的征兆。1946年2月18日孟买皇家印度海军海员的罢工发展成印度皇家海军起义。英国对这种新形势有所觉察,深恐民族大起义在印度重演,感到暴力镇压和政治权术都不能维护其殖民统治。因此,事变的第2天(2月19日)英政府即派遣内阁特使团来印度谈判。1947年2月20日,英国宣布决定在1948年6月前移交政权,接着提出印巴分治的蒙巴顿方案。该方案规定,巴基斯坦和印度两个自治领分别于1947年 8月14日和15日成立;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从此告终。
  印巴分治(1947)
  印巴分治使印度分裂成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在分治过程中,除信德省和西北边界整个省区划归巴基斯坦外,旁遮普省和孟加拉省均按宗教人口比例划分为东西两部。东旁遮普和西孟加拉归属印度。西旁遮普和东孟加拉归属巴基斯坦。国界线由划界委员会主席、英国法学家C.拉德克利夫参照双方所拟界线,作出最后规定。人为的国界损害了经济文化的完整体系。旁遮普分界线割裂了印度河流域的水利系统。孟加拉分界线割裂了工农业的经济联系。印巴分治给当地人民带来重大损失,加剧了双方摩擦。
  印巴分治是教派政治的发展;移交政权是殖民统治的发展。在短暂限期内,分治与交权,同时并进,同时完成。教派冲突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这种紧张形势使英帝国主义便于逃避本身的罪责。
  殖民统治的历史遗留问题
  英国殖民统治影响后来政治最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是教派政治和英国对中国西藏的侵略野心。
  把教派对立变成教派政治是殖民统治的历史产物。 1857年民族大起义后,英国用报复的态度对待穆斯林。单在德里就绞死2.7万名穆斯林。到了70年代英人对穆斯林的态度稍有转变。他们企图争取穆斯林地主和知识分子。 1905年英国殖民当局实行孟加拉分治,穆斯林民族运动发生分裂。1906年全印穆斯林联盟成立,拥护孟加拉分治,要求殖民当局给予穆斯林以公职保证。《1909年印度政府组织法》(莫莱-明托改革法案)规定增加印度帝国立法参议会和省级参议会民选议员名额,实行分别选举;穆斯林组成单独选区,在穆斯林选区,只有穆斯林可以当选。从此,教派政治成为政治制度,民族运动遭到分裂。1932年3次圆桌会议后,英国政府提出《教派名额裁定书》,作为满足教派主义政治要求的尝试。1936年穆斯林联盟根据有关法令按教派利益准备1937年的选举。 1940年 3月23日全印穆斯林联盟会议通过《巴基斯坦决议》。殖民统治产生教派政治,教派政治不可避免地导致印巴分治和一切教派相互对抗。
  另外,英国从19世纪40年代起就企图由北印度进入中国西藏。1885年,在印度的英国官员组织力量企图武装进入西藏,在藏族人民的反对下遭到失败。当时,西藏成为英、俄两强争夺中亚和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一个重要部分。1903年英国从印度公开派兵远征西藏,1904 年8月3日到达拉萨。这次远征虽然已取得进入西藏的孔道,但进一步侵略的野心始终未戢,英国当局及其在印度的官员仍然千方百计地窃取西藏领土。英国代表H.麦克马洪竟于1914年 3月24日在印度德里与西藏地方当局代表秘密换文,在附图上标出藏印分界线,该线被称为 “麦克马洪线”。此线把历来属于中国的9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划归英属印度。1929年出版的《艾奇逊条约集》第 14卷记载了那次秘密换文经过以及1914年7月3日西姆拉会议的经过。1939年,英国在印度供职的官员又篡改了《艾奇逊条约集》上原有的记载,造成了文献上的极大混乱。这就为以后解决中印两国的边界问题留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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